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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这60年间，我只做过一件事：作为学生和教师，探索和传播现代建筑和艺术思想。这个过程中，我首先得益于天津大学给我开蒙的教师群体，得益于四方工厂产业工人给我的劳动哲理，得益于我在校外有幸遇到的三位大师——我心目的中伟大老师：翁独健，吴冠中、龚德顺。 关键字：邹德侬，翁独健，吴冠中、龚德顺 作者：邹德侬改革开放30年，共和国建立60年，这是一个引人回顾的年头。我，一个建筑艺徒，30年前在封闭的环境中学习；30年来在开放的环境中劳作。有人说我是什么“家”，那绝不是真的。在这60年间，我只做过一件事：作为学生和教师，探索和传播现代建筑和艺术思想。这个过程中，我首先得益于天津大学给我开蒙的教师群体，得益于四方工厂产业工人给我的劳动哲理，得益于我在校外有幸遇到的三位大师——我心目的中伟大老师：翁独健，吴冠中、龚德顺。 <strong>刺探敌营建筑和艺术的渴望</strong> 1957年我考入天津大学读建筑学专业，五年中，年年经历“国家级”的政治运动：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1960、1961、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我们这些学生，身处政治运动的“神经末梢”，许多运动，往往演化成以“教学改革”为号召的批判“资产阶级建筑教学思想”，矛头直指“建筑艺术”“现代建筑”和“现代艺术”。最令学子郁闷的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些“阶级敌人”的真面目。建筑艺术在课堂上是不讲的；课表里虽然有《外国现代建筑史》，可连一份讲义都没有，至于“西方现代艺术”更是妖魔鬼怪，只听说过一匹马画24条腿和驴尾巴画画之类的怪诞故事。 运动来了，八楼走廊和楼梯间里挂满了批判徐中和其他老师的大字报，字里行间，不但引不起“仇恨”，而且令人神往。“构图万能论”是揭发徐师的主要“问题”，也是我学习建筑艺术的最初渠道。我和同窗好友李哲之，把有关构图的“反面教材”抄在小本上，我还在一天夜里，偷了两张被批判的示范图，其一是彭一刚先生设计的《自然博物馆》，那是为课程设计试做的设计示范图，我无法形容那建筑的优美和表现的精细，一直珍藏至今。沈玉麟先生教我们《外国现代建筑史》，每次下课，我跑到讲台前借他的笔记回去抄写，下次课前归还。到了高年级，我和李哲之深受恩师张乃苓先生的影响，他不但对西方现代建筑有深刻的研究，而且有来自美国的藏书。我们经常在他宿舍偷偷翻看密斯等大师的精彩作品和有趣的图片，对此无比倾心。之所以“偷偷”，因为那是资本主义的建筑，加之先生的书籍来自美国，泄露出去就是吓人的“立场”问题。青年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遇上了闭关自守的文化环境，我们渴望看到“敌营”那边“现代的”或者“艺术的”东西。饿肚子度荒的年头，可以读书了，同窗好友顾孟潮，组织了一个翻译小组，分工翻译苏联建筑科学院编写的《建筑构图概论》，沈玉麟先生替我们校对，大家定时交流心得。徐中先生知道此事之后很高兴，说将来跟建研院联系出版，那是五年中最没有压力的愉快读书时光。 1962年10月，我毕业分配到著名的青岛铁道部四方机车车辆工厂，这里是交大毕业生所向往的家园，却不是建筑学毕业生的乐土。铁锋厂长知道建筑学毕业生能画画，让我在设计科做“美工”设计，后来又兼做一些建筑设计。我尽管怀着一个渺茫的归队愿望，但我十分感恩16年间这个工厂对我的养育。当年告别校园时，校长李曙森曾嘱咐我们“到单位上要交两个朋友，一是老工人，一是老知识分子，当自己的老师”，这两类老师，我有幸在这个工厂里都找到了。他们在普通的言谈中对我的教育和启迪，述说不尽，受益终身。西南联大机械系毕业的“反动学术权威”我的上司陈伯涵先生，在文革挨斗之后的寂寞中告诉我，“你学学英语吧”。他把他夫人教学用的12本高中英语教学用书借给我说，“不要看不上高中英语，掌握了这些，基本够用了”。我花了7毛钱买了一本仅能找到的小字典，开始了学习进程，成为我探索“敌营”建筑艺术的开端，1976年《建筑的形式美原则》翻译完稿，1982年出版。 1979年，恰恰是30年前，在张乃苓先生等的关怀下，我归队母校天津大学，在学校设计院一边设计，一边读书。与前30年相比，读书条件已是天壤之别，在系资料室内，我想看的书几乎都有，再加上张乃苓先生的私人收藏，可以说开始了一场狼吞虎咽的阅读。最终，集中到三部出版离当时较近的史书精读：一是H.H. Arnason所著History of Modern Art，即后来在吴冠中老师的鼓励和指导下，翻译出版的《西方现代艺术史》；二是L. Bennevolo所著 Histo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即后来在罗小未老师的鼓励下翻译出版的《西方现代建筑史》；三是一部《现代家具史》，后来也由朋友们翻译出版了。那时，对于西方现代建筑、现代艺术的研究已经无可顾忌，但在教室里讲课和在社会上宣传这些以“现代”打头的课题，还是需要一点点“勇气”和一点点“使命感”，因为1983年开始的“清除精神污染”和1986年底开始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都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保持着高度警觉，《西方现代艺术史》出版前，就在审查部门压了三个月。进入1980年代前后的阅读，使我大大地纾解了对“现代建筑”和“现代艺术”的渴望，独立思考了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筑和艺术领域发展的正负面。而这几部西方现代运动文献的翻译出版，是阅读过程的“副产品”，也是我所收到真正来自“敌营”的第一批信息。 <strong>吴冠中崂山内外的现代讲堂</strong> 1975年5月，四方工厂请来刚从牛棚出来不久的吴冠中先生，任务是画两幅风景画，一幅是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雪山，一幅是赞比亚的维多利亚瀑布，分别装到赠给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总统的专用铁路车厢上。 对吴先生，我知道他水彩画得好，还听说他研究形式美，他的到来，让我这个画了十多年水彩、心中总是放不下“构图”的艺徒十分兴奋。他到来的第二天，我们三个搞美工设计的伙伴，到招待所看望他，一个精瘦的干巴老头，绝无架子，语言精练，言词犀利。其实，他早已完成了“雪山”和“瀑布”的油画稿，有机会写生，才是目的。他指着两幅画稿说，“这根本不是创作，我最反对画照片”。在看我的水彩画过程中说，“看得出来，你画得很辛苦”“局部处理都不错，但整体不耐看”“建筑系的学生总是追求技法，你要问自己，艺术在哪里？”第一次谈话，使我受到很大震动甚至是刺激——它颠覆了我十多年画水彩的努力，追逐技术，丢掉艺术。吴先生针对即将进行的崂山写生说，“这次写生我解决不了你们的所有问题，我教给你们当统帅，解决大色块、主调子和结构问题，其余的都是小兵”。 在入崂山颠簸的路上，吴先生望着吉普车窗外突然喊道，“我闻见老虎味儿啦！”我们惊讶地望去，原来山上梯田的麦子熟了，一道道金色麦秸与一道道褐色田埂相间排列，确实有些“虎皮”的味道。他过后对我说过，“写生不是‘到此一游’的游记，要发现美，要把美抓出来，放大，从新安排，让没有发现美的人感受到美，这就是创作，写生是创作！”。吴先生“误入崂山”的传奇，后来他自己从多角度写在他的文章和传记里。对于我，从跟随吴师崂山写生起，第一次进入了学习现代艺术的讲堂，尽管教师只有一人，学生不过俩仨。我相信，我已经弥补了毕业时不准我报名参加研究生考试的一生缺憾。 我的画箱支在吴师的身后，能看到他画的景物，也可以看见他处理物像关系的全过程。他，4个或8个小时，不说话，不喝水、不撒尿、不吃饭，直到最后一道工序完成：调过头来，倒看画面——可以在忽略具体物象干扰的情况下，看结构、看色彩，看形式要素的布局。回到宿舍，继续看。晚上，在只有一张床的部队闲置营房里，由吴师结合作业讲“美”术之道，谈学艺之路，骂江青之罪……其中渗透着那个“统帅”问题。吴师说，“要美，不要漂亮！”。“美”是科学，许多西方现代艺术家在研究这种形式科学，利用形式要素：点、线、面、体、量以及色彩等等，创造“抽象美”，这就是现代的“形式美”。他说，“创造是很困难的事，成功率很低”“我和你们一起作画也怕，因为我总是在搞可能失败的东西，我已经掌握的东西就不再搞，我宁可失败，也不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他说，留法的学生带回来的东西很不相同，一种是“写实”，一种是“抽象”。所以，就有两类“中西结合”，一类是中国画结合“写实”，如徐悲鸿；一类是中国画结合“抽象”，如林风眠。徐悲鸿反对现代艺术，把“马蒂斯”翻译成“马蹄死”；林风眠命运多舛，吴先生敬仰林风眠。在寂静山沟里的那些夜晚，我们听故事，听理论，喜怒哀乐，如醉如痴。那个绘画“统帅”的眉目也逐渐清晰：现代艺术形式美的创造！ 走出崂山以后，吴师的讲堂继续“函授”和“面授”，我很幸运，幸福，一个教师对一个学生，从1975年9月到1987年12月，吴师给我写了66封信。在这个所有人的命运都在大改变的时期，吴冠中艺术冲破了“黎明”之前黑暗，打掉了“中年变法”的禁忌，率先走出了一条现代艺术道路；我离开崂山之滨美丽的青岛和曾经用来安身立命的“美工”，归队建筑设计、读书、研究和教学。这些信件，是吴师这段拼搏经历所留下的重重心声，对我这个学生而言，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现代艺术教材，是我“归队”后探索现代艺术和现代建筑思想的“统帅”，受用终身的能源。吴先生作为伟大教师的人格魅力，照耀着我后半生的教学和研究生涯。 <strong>史学大师翁独健对顽童弹琴</strong> 文革中，常到同窗好友在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工作的李哲之家中，他的夫人翁如璧也是我的同班同学，大家在一起无所不谈，特别是文革中的苦闷。日子久了，李哲之建议我去拜见翁如璧的父亲翁独健老伯，他说，“你一定会受益匪浅”。翁老伯是当时我国首屈一指的元史大家，中科院学部委员（相当现在的院士），曾做过北京市教育局长。李哲之夫妇陪我到南池子的一个四合院见到了他。翁老伯虽然在家中休息，但衣履整齐，领带直挺，灰白的头发有很好的梳理。我们这些年轻的后生们十分激动地向翁老伯诉说，对全国停产，到处武斗以及知识分子毫无地位的内心焦虑。翁老伯慢条斯理地说，“停产不是问题，武斗也不是问题”。这话让我很是诧异，这么大的动乱竟然都不是问题，那什么才是问题？翁老伯伸出两个指头说，“一是教育，二是人口”他接着说，“停产不会长久，武斗早晚能停止，可是，一代没有受教育的人怎么弥补？”他说，“多出生的人口，就是上帝下凡也无法收拾”。当谈到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地位时，翁老伯笑着说，“不重视文化的朝代，一向如此。元朝不重视文化，知识分子地位就低，也排老九，所谓“九儒十丐”，知识分子第九，乞丐第十<a href="http://www.archi-nonfiction.com/ ... html#ftn1" rel="nofollow" target="blank">[1]</a>”。翁老伯教导我们要读点儿历史，现在的一些社会问题都能在历史中找到答案，比如林彪现象，中国历史上争权夺位事情比这要惨烈得多。 他对我说，现有的中国通史有郭沫若、翦伯赞等人写的，但他特别向我推荐了范文澜先生和他的学生蔡美彪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并赠送我一部内部出版的《世界文化史》，那是翁老伯母翻译的，字体很大，叙事有趣。翁老伯说，中国有很好的修史传统，除元朝外，各朝实录资料都很齐全。更重要的是，中国是“后朝为前朝修史”，这样可以避免修史者不敢说真话，而中国古代的太史公们，偏偏有敢说真话而不怕杀头的传统。翁老伯给我们讲了齐国大夫崔杼弑君夺位，连连杀掉敢写他“弑君”的几位前仆后继的太史公，一直杀到手软而不敢再杀的故事<a href="http://www.archi-nonfiction.com/ ... html#ftn2" rel="nofollow" target="blank">[2]</a>。 与翁老伯的几次谈话，让我终生不忘，翁老伯胸怀广阔，视界高远，学问精深，为人谦和，表现出伟大历史学家的人格魅力，让我从心底产生了对历史学家的敬仰和对历史学科的敬畏，特别是想到那些前仆后继的太史公，让我激动不已。 让我怎么想也想不到的是，我日后竟然和中国现代建筑史结缘，这段经历，和我读过的几部外国史书，竟成为我学习中国现代建筑史的预备课程。 <strong>建筑大师龚德顺引领现代史</strong> 2007年11月，龚德顺先生去世了，我很伤感，是他把我领入中国现代建筑史这个曾经被视为“禁区”的领域，他不但初创了这个学科，而且他在共和国初期与老一辈建筑家一道，延续了一代建筑师所期盼中国建筑现代化的理想。他有许多别人不可代替的工作要做，但病魔长期阻隔着他的思想和语言，他带走了太多的中国现代建筑珍贵信息，是无法挽回的遗憾。 1980年代初，《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卷的编撰工作全面展开，时任建设部长的戴念慈代表政府，设计局局长龚德顺协助工作。当时，全书的诸多条目都各有撰主，唯独条目“中国现代建筑”无人认领。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中国现代建筑的30年间，与国家政治、经济的走向息息相关，这段历史与建筑发展的复杂纠葛难以把握，容易出现“立场问题”。他决定为“中国现代建筑设计”立项，做专题研究。他请天津大学建筑系派人支持这一研究，系领导冯建逵先生，向龚德顺推荐了我。龚总看我的履历，只在工厂做过美工设计个把建筑设计，于是再找冯先生商量换人，冯先生说，没有人了。 本来，我对中国现代建筑没有多少兴趣——不就是窗外、街头那些灰头土脸的房子吗？可是，当大半个中国调查下来以后，情况让我十分震动，在共和国刚刚成立的短短几年里，全国各地出现过那么多的“标准的现代建筑”，其中一些优秀作品，至今看来也毫不逊色。一些受访的建筑师告诉我们，我国的建筑师很早就掌握了现代建筑原则，能做出地道的摩登建筑。可是，在我接触的文献中，这批建筑一直就是被批判的“资产阶级设计思想”产物，被苏联专家斥之为“结构主义”的东西<a href="http://www.archi-nonfiction.com/ ... html#ftn3" rel="nofollow" target="blank">[3]</a>。我不知道，龚总作为执行政策的政府官员，是否同意从正面来反映这批被湮灭的“中国现代建筑”。原来，在老一辈建筑师的心目中，谁也没有把共和国初期的这批现代建筑当作“阶级敌人”，谁也没有把那些批判用的粗鲁不适之词当真，在他们的心目中，当初走现代建筑之路是大势所趋。龚总经常对我们讲，当时建筑任务很急，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按照6米×6米的柱网打桩，然后制作承台，等设计出来，马上砌墙，这是现代建筑的常规做法。当我看到龚总在1950年代设计的西郊某部“方盒子”办公楼，以及援助蒙古国的乔巴山国际宾馆、高级小住宅等几个项目的照片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就是一个彻底的“摩登建筑师”，如果这些“保密”的“方盒子”向社会公开，他肯定会被指为“资产阶级的建筑”样板。龚总的现代建筑创作思想以及求新、求先进的作风是一贯的，在1963年举行的古巴吉隆滩胜利纪念碑建筑的国际竞赛中，他的合作方案获荣誉奖，那一根挺拔的变截面纪念柱以及底部透空的金字塔形展览馆，造型洗练而新颖，我在《建筑学报》上看到图片后，留下深刻印象，第一次和龚总见面时，就有些“粉丝”见“作者”的激动。 中国建筑师在抗日战争的“八年离乱”中，就做好了发展现代建筑的思想准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的和平建设日子里，顺势延续了现代建筑思想方法，这是战后恢复的国情所需，也是现代建筑原则之所能。不幸的是，我们盲目批判了这批建筑，而且30年间不见官方或民间对这一现象的“拨乱反正”。在龚总所主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条目《中国现代建筑》和《中国现代建筑史纲》中，第一次从正面阐述了这一历史现象，并对这批建筑做出肯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对于出言谨慎的政府官员而言，是需要巨大学术勇气的举动。这也是我学习中国现代建筑史过程中，令人激动的开端，原来，窗外、街头那些灰头土脸的房子后面，竟有如此丰富的历史内涵，龚总引我这个“井蛙”登岸，看见中国现代建筑的海阔天空。 在述说自己的时候，写到我受恩惠的师长，这不是开启尘封久远的芝麻谷子记忆，因为我学术生命中至今仍是靠他们的给养维持；也不是“拉大旗作虎皮”“抓住龙尾巴上天”，而是一个毫无名利牵挂的“70后”年纪建筑艺徒之感恩戴德。■ <strong>个人简介</strong> 邹德侬，1938年8月生于山东省福山县，1962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学专业，19621979年在青岛铁道部四方机车车辆厂工作，1979年返天津大学建筑工程系设计院任建筑师，19862002年在天津大学建筑系和建筑学院任副教授、教授（1993）、博导（1994），承担建筑设计与建筑理论教学。曾任主管教学副系主任、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所长，曾兼职天津市建筑学会理事、天津市建筑师学会副秘书长。主要建筑作品：有青岛山东省外贸大楼、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济南山东艺术学院艺术剧场等。主要著作：《中国现代建筑史》《印度现代建筑》等10部；发表论文70余篇，收入著作《中国现代建筑论集》；主要译著：《西方现代艺术史》《西方现代建筑史》等5部。主要获奖：“中国现代建筑史研究”获2002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提名奖；“中国现代建筑理论及其应用”获2002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现代建筑史》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2002）；山东艺术学院艺术剧场获教育部优秀设计三等奖。2002年退休。 本文完成于2009年春 <a href="http://www.archi-nonfiction.com/ ... l#ftnref1" rel="nofollow" target="blank">[1]</a> 据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出版《辞海》（上），77页“……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 <a href="http://www.archi-nonfiction.com/ ... l#ftnref2" rel="nofollow" target="blank">[2]</a> 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214页载：齐大夫崔杼杀齐君，太史依书法当朝官们写“崔杼弑其君”。崔杼怒，杀太史。太史两个兄弟继续写同一句话，都被崔杼杀死。最后一个兄弟还写那一句话，崔杼不敢再杀。南史氏听说太史兄弟被杀尽了，拿着竹简去写，半路上知道已经写成，才回家去。 <a href="http://www.archi-nonfiction.com/ ... l#ftnref3" rel="nofollow" target="blank">[3]</a>当年把“构成主义”翻译为“结构主义”——邹德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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