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受之：包豪斯在中国，岭南现代建筑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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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广州出生的，也在广州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那时候的广州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中等城市，整个城市掩映在高大的绿树丛中，四季花开，是个很宜人的城市。

广州的建筑当时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有几类，在珠江长堤一带看到的是高楼大厦，特别是爱群大厦、大钟楼（现在是总工会用）、广州海关这些建筑，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立面或是新古典风格，或是ART DECO风格，很现代，江面上密密麻麻的小艇、花尾渡、汽船、驳船，热闹非凡，比当时的香港维多利亚湾两岸要热闹多了；走到沙面，简直就是走近了外国了，全部是19世纪建造的新古典建筑，大树婆娑，静谧可人。

小时候有印象的第二类建筑是1920年代、30年代兴建的具有民族特点的现代建筑，我家在连新路，门口就是市政府大楼，就是典型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飞檐斗拱式的民族现代建筑，后面的中山纪念堂也是这类风格，因为离开家里咫尺之遥，印象特别深刻，后来长大了知道这是民国时期政法推动的“固有形式”现代建筑运动的结果，纪念堂是中国最早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回来的学院派建筑家吕彦直的作品，而广州市政府（当时叫做市政合署）则是广州建筑界的林克明的作品。有时候父亲带我去当时的岭南大学走走，就是现在中山大学的一些老楼，那里的校舍建筑也是这种大屋顶现代派的，飞檐斗拱、现代结构，掩映在巨大的榕树华盖下，也好看得很，这也属于“固有形式”现代建筑作品。

1952年，广州在离开沙面不远的地方大兴土木，建造了十几栋不大的纯粹现代的建筑，有些是扇形的、有些是好像密斯.凡德洛那种玻璃通透的钢铁结构的，有一栋好像一条船一样的，非常突出，那就是“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的十几个展馆。这些建筑是我在广州看到的最早的一批很纯粹的现代主义建筑，后来才知道，都是广州的建筑师设计的，在国内其他地方还不怎么敢做到这么纯粹，因为当时认为纯粹的西方建筑是“资产阶级”的建筑，是形式主义、构成主义，在北京这些地方，甚至会遭到批判的。

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实在太可爱了。因此，在这个展览结束之后，广州市没有拆改这些建筑，而是留下了，就成了现在的广州文化公园。后来文化公园大拆大建，特别是做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宋城”，破坏了这个建筑群，现在去走走，还是可以看见其中几个建筑的痕迹的。 纯粹现代建筑的起源有几个点，一个就是包豪斯，俄罗斯的构成主义也是一个源，但是在1926年被斯大林禁止了，荷兰虽然有现代主义设计探索，“风格派”（de Stijl）风靡一时，但是国力不足以支撑，到1928年无疾而终，勒.柯布西埃（ Le Corbusier）提出“新建筑”运动，在法国也做了几个作品，但是还没有形成全面的影响。比较起来，德国还是现代设计规模比较大的一个中心。除了包豪斯之外，他们还举办了德国工业同盟的一次现代住宅建筑展，叫做“魏森霍夫展”，邀请一批现代建筑家各设计一到两栋住宅，形成一个小区，是全世界最早的一个现代住宅区。

美国的现代建筑到1930年代还没有形成核心影响力，虽然有加利福尼亚的鲁道夫,辛德勒（ Rudolph Michael Schindler ,1887–1953 )、理查德.纽特拉（Richard Joseph Neutra ，1892 – 1970) 已经在洛杉矶设计了好些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现代住宅，甚至设计了纯粹钢结构玻璃住宅，但是在美国的影响很微弱。学院派当道，绝大部分建筑还是传统的坡屋顶住宅，公共住宅则走新古典、ART DECO两个方向。1938年以来，一代欧洲现代建筑家、设计师都移民到美国，从而在美国推动了现代建筑、现代设计的发展，战后再影响世界各国。

中国的现代建筑运动和国际现代建筑发展有一个时间上的差距，解放前现代建筑发展得不充分，中国第一代的现代建筑家大部分是在1920、30年代从西方留学回来的，他们之中有吕彦直、杨廷宝、童寯、刘敦桢、赵深、陈植、梁思成、林徽因、陆谦受、范文照、过养默、赵志游、梁衍、徐敬直、刘福泰、卢树森、李锦沛、董大酉等人。比较特别的是中国这一代的建筑师中有好多位都在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学习，都毕业于这个学院。其中包括吕彦直、杨廷宝、童寯、梁思成、林徽因、赵深、陈植、谭垣等人，可以说宾夕法尼亚大学培养了中国第一代主要的建筑师。宾夕法尼亚大学当时的建筑教育还处在学院派阶段，在建筑设计教育上还流行新古典主义，欧洲兴起的现代主义还没有传入，因而这批设计师很多都有强烈的把民族形式和现代建筑结构结合起来的愿望，和宾大的教育有密切的关系。

1950年代中，中国曾经出现过民族现代化建筑的一个运动，俗称“大屋顶运动”，这是是苏联专家主张的民族现代主义和中国建筑师对民族传统建筑的喜爱结合形成的运动，曾经在1954、55、56三年在中国各个主要城市的大型公共建筑设计中流行，也得到学术界的主要人物的支持，包括梁思成在内。这个建筑风格运动，虽然一直得到苏联专家支持，在国内也一直有人批判，如果看这个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20-30年代国民政府推动的“固有形式”名义下的民族现代建筑，特别是在政府公共建筑上的主张。

在中国现代建筑史上有贡献的梁思成是基本支持“大屋顶”为主的传统现代建筑运动的。其实，这不只是梁思成一个人的问题，我国建筑师的基本队伍是以梁思成、杨廷宝为代表的学院派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因此这支队伍大部分人都没有真正的参与过现代建筑，这就很难谈到在现代建筑上的发展了。纵观我国从1920年代开始，到1960、70年代的设计，除很少量的好作品外，相当大一部分由现代建筑之前的折中主义，由民族形式和现代结构构成，美国《建筑实录》（Architecture Record）月刊在1974年刊登的一篇评当代中国建筑的文章小标题是“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文化大革命”期间来中国参观过的一些西方建筑师都认为中国缺失了现代建筑一个很大的阶段。只有远离北京的广州还有少数现代建筑的探索。这个缺失的原因，除了行政、制度、对外关系方面，也存在于中国建筑界本身。

新中国建立后，因为多年战争破坏的影响和新政权的发展，对新建筑的需求很大。政府各部的机构需要办公室，其他的许多大学需要学生宿舍，旅馆、礼堂、研究所、博物馆和工厂等等也都需要大房子。市区有限的空地要求建筑物向高层发展。建造什么风格的建筑来适应当前需要呢？1953年党中央制定了指导和控制建筑设计的方针：“经济、实用和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

1950年第一批苏联专家来到北京，他们在中国提倡苏联的建筑理论，即“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他们希望中国的新建筑表现出中国的民族风格。作为老大哥，他们的理论影响当时一批建筑家。并且因为中国人民长期受到外敌欺侮，建国后又有“抗美援朝”的硝烟，建筑师们出于爱国热忱，很容易就接受了 “民族形式”的理论。 从民国建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直到1978年改革开发开始，70多年内，中国建筑中纯粹的现代主义作品出现得很少，经济发展条件的约束是一方面的原因，而长期突出建筑是意识形态的表现的苏联影响、中国第一代建筑家中大部分有比较深刻的学院派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只有到1980年代之后，才逐渐出现比较多的纯粹现代主义建筑作品，因而，中国现代建筑和西方现代建筑在发展过程中是不同步的。杨廷宝设计的北京和平饭店、同济大学的文远楼这样的精彩作品，在国内极为稀少，也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现代主义建筑往往被贴上“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标签，作为糟粕被批判。

我记得1963年在北京过暑假，骑车走过当时非常狭窄的金鱼胡同，突然看见杨廷宝设计的和平饭店，那种纯粹极致的现代形式，真是令我砰然心动。当时那里不是一般人能够随便进去的，和平饭店门口有一个小小的咖啡店，可以去吃简单的西餐，就是土豆沙拉、红菜汤，但是坐在那个咖啡馆可以看到如此单纯的一个建筑，实在很值得。后来才知道杨廷宝在设计了这个饭店之后，被苏联专家批评是资产阶级构成主义的作品，他后来就集中精力设计具有民族形式感的北京火车站、人民大会堂这类作品去了，可见现代建筑在中国当时还是处在很窘迫的状况中的。

但是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情况则有些与众不同，首先是建筑师的背景和北京的很不同。广东这批建筑师，很多都是在欧洲、日本留学的，基本没有一个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因此学院派的传统在他们中间不那么根深蒂固。广东地区在1920、30年代留学回来的第一代建筑师，到他们培养出来的后来几代建筑师，都有比较强烈的现代主义倾向，并且在华南这个地区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挥，设计了不少具有影响的公共建筑和民用建筑，形成一个现代设计集团，有人把他们称为“岭南派”，不过这个称谓在国内学术界没有得到确认。这些建筑师从建国开始，一直在设计现代建筑，其中就包括我在1952年看到的那群纯粹的现代展览馆建筑，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没有停止平屋顶、框架结构、玻璃幕墙、遮阳板这类的比较纯粹的现代主义设计，甚至在“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四人帮）组织批判他们的现代建筑的压力下，也依然不断有现代作品出现，这在中国的现代建筑发展历程中显得特别突出。他们的作品，不但在广东地区，也扩展到广州临近的广西地区。而他们的探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纯粹现代主义建筑，这类作品包括1952年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的十几个展馆，广东省第一人民医院大楼，也包括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设计的广州火车站（北站）、友谊剧场、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东方宾馆，“文革”结束后出现的白天鹅宾馆、白云宾馆、广州宾馆、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深圳的南海酒店，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也都是出自这批人之手；第二个方面，是探索地域性民居建筑和现代建筑的结合，包括北园酒家、矿泉客舍、广州少年宫、南越王博物馆等等。华南这一派建筑力量一直有一种相对和其他地区设计保持距离的方式存在，并且对国内建筑有相当的影响力。直到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中国国家馆，也依然出自岭南派建筑家何镜堂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