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挺老师搜神记：路易斯康。

albertlee

PS：不知是不是俞挺写的，但无论如何，我已经越权分享这些文字...


十几年前的某天，我正因为提早两周完成会议中心课程设计而无所事事时，我的好友陈曦突然冲进寝室，拿着一本书大声嚷道“你听着这句话，我对砖说：你喜欢什么？砖说：喜欢拱！”。我翻身下床夺过他的书，是《路易康》。

鲁Lou（路易康的昵称）看到别人模仿自己的设计就生气。我一定让他生气，我花了一周的时间在斯东样式的典雅主义的立面里灌装了鲁的Exeter图书馆，功能还置换成了会议中心。可能让鲁更生气的是，他1952年未建成的“city tower”的设计被许多人认为是安.廷的发明。

鲁自称出生在爱沙尼亚的?sel岛（Saarema），但事实上他出生在爱沙尼亚的P?rnu。他们家在Saarema的Kuressaare的短期居住让年幼的康认为这是自己的出生地。

鲁的姓也不真实。1904年，鲁的父亲移民美国，1906年举家移民。在最初的20年中搬了17次，但都在贫民窟中迁移。当时美国的反犹主义正盛，所以康的父亲在1912年将家族“Schmuilowsky”改成听上去象德国姓的“Kahn”。

鲁说他设计的Phillips Exeter Academy Library学习的是苏格兰的建筑。这要追溯到1928年，鲁在北欧和意大利游览，并在巴黎拜访了Norman Rice（他一生之挚友）。但没有证据显示他当时对Rice的老板柯布西耶的工作表现出兴趣。他当时喜欢的是苏格兰和法国的城堡。

鲁还是在后来大萧条期间研究过柯布西耶。1931年，鲁组织了一批失业建筑师成立““建筑研究小组”。一同研究因为工业化带来的规划、住宅的新问题。他们参考的理论就是柯布西耶的《辉煌城市》。

鲁说：“突破说，我喜欢有知识的人，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学会怎样去突破。”1950年，鲁再次去了欧洲，在希腊，意大利和埃及的遗迹上他发现了自己，当度过毫无成就的早年职业生涯而迟迟到50岁的时候，他“突破”了。

鲁说：“没有最好的答案，只有更好的答案。”对鲁的雇员而言，周末总是令他们不安的。鲁总是趁周末钻到事务所里修改方案，结果项目负责人周一总在图板上发现一张全新的草图。他必须赶紧看懂它，赶紧画出来，以备鲁不时过问。这种不间断的修改，于人而言，简直是噩梦。

鲁说：“我们充满爱意去工作，就像对待爱情的态度一样，这是男人的责任，是积极的态度，是对待艺术的态度，是真理。”鲁显然是工作狂，他在办公室有小床，他忙的时候甚至在办公室洗衣服，他强迫自己每周工作80小时以上。结果他的雇员们往往也被迫每周工作80小时以上。不过鲁的事务所还是吸引了不少人，其中有后来的普利策奖获得者皮亚诺Renzo Piano和后现代主义大师斯特恩Robert A. M. Stern。

鲁相信建筑可以扮演让人类更完美的角色。所以“for Lou, every building was a temple. Salk was a temple for science. Dhaka was a temple for government. Exeter was a temple for learning.”他的传记作者Carter Wiseman认为就此而言，在其他现代主义大师的作品中是无法体会到这种泛神崇拜的感情的。
鲁虽然是犹太人，但他不是虔诚的信徒（犹太教是一神教）。

鲁三岁的一次意外，让他因为烧伤而在脸上留下了终身疤痕，父亲认为这还不如死了好，而母亲则乐观地认为大难不死的鲁日后必将成为伟大的人。

鲁不太在意自己的外表（他也无法刻意修饰），这个矮个子有一把发红的白头发，他穿着发皱的衬衫和黑西装，喜欢打领结，但总是松松垮垮的，袖子磨得油亮，不干净手上总有些碳粉，他爱虚张声势地叼着小雪茄，总是发出不适当的声音。在镜头前，他，步幅夸张，肩上搭着大衣，显得很不自然。但这只是外表，鲁走进教室，用迟钝的目光盯住学生，开头就讲“光线…就是”然后就是一个看来有七天长足够创世纪的停顿。这时，他那平凡的外表让他在这个时刻更为引人注目。这个人幻想的激情无法抗拒。所有人都不在话下。

鲁一次看到女儿（他和Esther的）用口红，大为生气，因为他觉得这时女儿太小了。他女儿在相当时间内认为鲁是个一本正经的古板的父亲。表面上，鲁和Esther生活了44年。但他有三个家庭，其他两个是他与安.廷（Anne Tyng）和 Harriet Pattison组建的。
鲁的员工对鲁不断在聚会上勾引女士已经习以为常。一个长期在鲁事务所工作的员工对老板在私生活问题上评价毫不客气：“这个相貌平庸的小个犹太人，勾引女人只是为了证明：可能（我）一般，但（事实上）我还行（指勾引女孩）。

鲁总是迷失在生理和智力都吸引他的女人，但同时又深深伤害她们。

鲁在信中说：“亲爱的安，我做梦都想念你，我守着办公室电话，心想你不会离开太久”。安在1953年离开了鲁，知道他不会放弃自己的婚姻，她从未回到鲁的身边。鲁的夫人没有让她和她和鲁的女儿出席鲁的葬礼。
之前，热恋中的安有时会打电话到鲁的办公室，鲁会关照秘书说告诉安他不在办公室。

鲁在59年和另外一个女助手Harriet Pattison建立了秘密家庭。这个窝和Esther的家只有几英里。直到鲁死去，这两个女人都不知道相互住得如此之近。鲁经常在晚上和周末去看Pattison和儿子Nathaniel（他拍摄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My Architect）。
Pattison出席了鲁的葬礼，似乎Esther并没有发现什么。Pattison为了鲁和反对他们关系的家庭成员关系破裂，Pattison迄今坚信如果不是鲁的突然去世，是会娶自己的。但Nathaniel在完成纪录片的时候，明白了这是不可能的，Esther的家才是鲁的港湾。

鲁爱艾塔（鲁的高中同学），但艾塔爱别人。同样，鲁吸引不了自高中就是男人梦中偶像的杰奎琳 肯尼迪。“可怜的路易 康是他那个时代具有远见卓识的建筑师之一。他有话要说，却无法表达。他满脸疤痕地站在观众面前，嘴里咕哝着神秘难懂的字眼。他不是那种轻而易举就能得到别人爱戴的人。而贝一走进房间，光芒也随之而来。他精力充沛，信心十足，令人为之倾倒。换了你，会选择谁呢？”（斯宾罗 科斯托夫）
鲁失去了肯尼迪图书馆项目，以后再次和贝的竞争中失去了国家美术馆东馆项目。这个中国人啊，“康和贝在许多地方很相似，但康是局外人，贝是贵族”（罗伯特 斯特恩）。

鲁还和另外一个重要的中国人有关系。杨廷宝和路易·康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同窗，在宾大的档案馆里至今还保存着一张剪报，记载两人同获设计提名的光荣历史。宾大严格的Beaux-Arts训练造就了鲁的未来。（就最根本的认知世界的方法论来看，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都是一样的）

鲁让业主摸不着头脑的言谈措辞，却很受学生的欢迎。“建筑学，这是个神秘世界，它等待人类去认识，等待我们去认识。”学生们崇拜他。
鲁又说“每一座房屋都应当有----它自己的灵魂。”学生们膜拜他。
鲁的近视眼也很著名，他评图时，拿着学生的图纸靠在距他脸三英寸的地方，象扫描仪那样扫视着图纸。学生们依然爱戴他。
他的学徒中有著名的罗伯特 文丘里和塞弗迪（Moshe Safdie著名建筑师，蒙特利尔世博会Habitat 67的设计师）。

鲁在耶鲁大学艺术馆的扩建工程是他的第一个重要工程。他因为是当时耶鲁大学建筑系主任乔治豪的多年好友而获得这个项目。这个建筑吓坏了耶鲁的行政人员，他们嘟嘟呶呶地非议到，这不是美术馆是减价商店，和老建筑无关。鲁被激怒了，大声说道：“和老建筑无关？，这是什么意思？你们不懂吗？你们没看见吗？你们没看见那横线吗？他们表现了老建筑的楼板线。它们表达了结构。二十五年来，那些楼板被藏在墙后面了，完全藏起来了。现在它们就要表现出来了，整个建筑就要表现出来了，诚实的形式----美！”鲁胜利了。

鲁说“愿望的重要性无可伦比地远甚于需求。”在设计理查德医学研究大楼时，面对空调管道要从建筑物一边引到另一边的问题。机电工程师的选择是沿着对角线通过去，而鲁说：“不，如果人按照哪种路线走过去，那么楼板下的空调管道也应该按照这一路线通过去，即使你看不见亦应该如此。”这是昂贵的美学逻辑，但是他坚持这么做了。
查德医学研究大楼被称为新功能主义的最佳成果，但事实上在内工作的人客气地抱怨朝向和过大的玻璃窗。“那些砖砌的塔楼仅仅是装饰，非常强烈，非常美观。康是个十足的造假者。”菲利普约翰逊则在1972年阴测测地评论道。而 “other modernism”，却是鲁在宾州大学对这个研究大楼做总结时的自我宣言。

鲁的建筑所表现出的巨大体量的感受是鲁故意设计的把戏。比如金贝尔博物馆，它看上去由沉重的拱顶组成。但经过仔细观察，在屋顶和山墙的交接处那个细细的拱形玻璃条让屋顶仿佛脱离墙的支撑而悬停在空中。

鲁可以吓唬住耶鲁的行政人员，但吓不住费城的官员。历史学家斯加利说“和这样了不起的人交朋友是件多么美妙的事。”而费城的规划局长培根Edmund Norwood Bacon则持相反的观点。“把鲁引入设计团队，是灾难。” 培根希望鲁一起合作规划费城市中心重建，培根觉得规划最重要的是和公众沟通，听取公众的意见。但鲁似乎只关心“个人精神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的设计实践。”培根和鲁的关系最终破裂，否决鲁的规划。鲁坚持道“这是最有效的规划，虽然最昂贵。”
鲁和培根不一样，培根高大英俊，（1937年他在上海工作过一年，认为上海对他的职业生涯很重要，他还上过64年时代周刊的一期封面）。目光犀利，言辞清晰有条理，争辩中冷静镇定。鲁则另辟蹊径，他和崇拜者---那些美女们喝咖啡，传递他委屈和愤懑的情绪获得同情，他动用了学术和媒体的力量，把培根逼到听证会的地步。“鲁太容易生气…太感性，太有感情，从不质疑自己的观点”培根时隔36年依然心绪难平。“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不知道如何把城市管理得井井有条，只是想着小地方。”
这就是著名的“费城之争”。最后“康的克星”培根还是胜利了,但这是政治的胜利。豆友crusader的观点可做注脚：“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学科的评价标准已经不再是精英主义，但建筑学仍然是。建筑师的作品，无论他怎么说考虑了公众、考虑了生态、考虑了周边环境，最看重的还是以这些为理由创造出一个本身很炫的形式。”

鲁的儿子在采访试图为父亲的规划再挽回点什么，“把车子限制在城外，城内全是步行区”难道这不是个好主意？Carter Wiseman认为鲁没有受过城市规划的训练，所以他的规划都是不切实际的，尽管他热爱费城喧闹的街头生活，但他保留这个文化的态度是柯布西耶式样的激进。Nathaniel拍纪录片的时候还能轻易找到鲁在烟草店上的事务所旧址。这是因为费城在培根的坚持下保持了下来。

鲁的事务所里穿着随便的助手们正在陈旧的家具的廉价分隔墙之间工作，建筑师们的工作空间，与报社编辑部休息和午餐用的房子相互挨着，中间隔以脆弱的纤维板。由此，可以俯瞰几台繁忙喧闹的活字排版机。相邻的，还有一间巨大的公用厕所。编辑们、工人们的各种笑谈和新闻，透过板壁飞入绘图人员的耳中。白天有北侧、西侧的窗户为事务所照明，夜间则是吊在绘图桌上方里白外绿的伞形灯罩下刺目的灯泡。鲁的事务所原址是鲁的原雇员正在运行的一家新的事务所。但似乎鲁的幽灵仍在，“来啊，再干上一两个小时”。

鲁在年老的时候认为自己有成为伟大钢琴家的潜力。这是有家族传统的，他母亲伯莎是个竖琴师，与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费列克斯·门德尔松是亲戚。但鲁早在高中就确立让自己成为建筑师的人生目标。

鲁喜欢扮演圣诞老人，但他的私生子Nathaniel Kahn直到拍纪录片才知道他父亲这个喜好。他的前助手说：“他是个值得尊敬和崇拜的人，就算有些小错也应该原谅他。”

鲁毫不犹豫地赶到达卡接受议会中心的任务，相比借口事务繁忙无法成行的柯布西耶和阿尔托，这让孟加拉人感动不已。
鲁之所以能够被陌生的新兴南亚国家注意到，完全是因为他的学生Muzharul Islam（孟加拉现代建筑之父）的大力引荐。奇怪的是，如此重要的人在Nathaniel的纪录片中仅仅一晃而过，就连注释都没有。

着手写文章的时间是2011年3月17日，突然发现这是鲁逝世37年纪念日。普利策建筑评论奖获得者Paul Goldberger，在纽约时报头版为鲁撰写了讣告：“美国最重要的建筑师，路易康，那个用砖和混凝土影响了一代建筑师并也成就自己的人，因为心脏病猝发于周日晚上死于纽约的宾夕法尼亚州火车站，时年73岁。”塞弗迪则认为他的死的方式虽然令人费解，但又符合他骨子里他把自己看成一个游牧民的特点。

鲁的死亡在事实上更糟糕，1974年3月17日，鲁是死于纽约的宾夕法尼亚州火车站的男厕所。由于在护照上划去了地址，两天以后，尸体才被认领，那天他刚从达卡回国。达卡议会中心在他死后才建成，经历了23年，无数人手抬肩扛，鲜血和生命才铸就这个国家象征。

鲁不是神，孟加拉人认为“他也是人，不能顾及到所有人，包括他的家庭，但这不影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路易·康的声誉跨越了两个时代”。 这是日本建筑师香山寿夫（Hisao Koyama）评价。鲁变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启蒙大师，这和文丘里分不开。但鲁其实还是现代主义大师，鲁丰富了现代主义的表现形式，他的确从历史中获取灵感，但他是萃取历史中不朽的信息并重新解释。文丘里则歪曲历史，两人差别极大。

鲁说“但要当真正的建筑师，而不是一个职业性的建筑师。职业性会将你埋葬，你就变得平庸。”早年他业务没有起色的时候，他夫人在医院的工作才能维持家庭的开销，而当鲁死的时候，他的公司已经破产了。但鲁说“…创造，正是源于逆境”。这句话打动了安藤忠雄。

3月18日中午，空调工程师问我可否降低室内净高保证管道高度，我的回答是3米净高不可动，他的管道必须在隔震层中铺设，他犹豫了会，说道：“这会造价高”，过一会又道“施工有难度”。我看着他的眼睛，冷冷地回答：“这些都是废话！”。

参考文献
Louis Kahn, Anne Tyng
Louis Kahn
An Interview With Louis Kahn Biographer Carter Wiseman
Kahn, Louis Isadore (1901-1974) Biography from the American Architects and Buildings database
DVD，My Architect
《从包豪斯到现在》
《路易 康》
《菲利普 约翰逊》
《追随路易康还是效法贝聿铭?》
《建筑大师：杨廷宝和路易·康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