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相设计工作室&沈黎晖：设计要和生活相关才行

albertlee

主持人：大家好，今天我是在今日美术馆进行对谈，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摩登天空的沈黎晖先生和多相设计工作室的几位先生。大家自己介绍一下自己。
胡宪：我是胡宪大家好。
陆翔：陆翔。
陈龙：陈龙。
主持人：理工科都是哪些方面的？怎么样开始做设计行业？
陆翔：我们都是建筑系的，本科研究生都是学建筑的。因为学建筑，建筑设计也是会涉及到材料、空间、人的行为。我们设计的时候会接触到很多的产品，尤其是家具尺度的，桌子、椅子、门，会触及到这些类似于产品的变化，兴趣也是慢慢的开始。
沈黎晖：你们怎么走到一起？是一个班的吗？
陆翔：我和陈龙是一个班的。我们三个是在非常建筑工作碰到胡宪。
沈黎晖：按我来说就像玩乐队似的，在一个学校认识，缺一个贝司手。我觉得上学的时候能玩得好，但是不一定能够走到一块，现在应该也算是一个公司形态的，你们是怎么平衡朋友和设计公司之间的架构？会吵架吗？
陈龙：会。因为我们几个在公司里的身份是很接近的，并不是属于那种特别互补型的那种。特别明确。
沈黎晖：都是吉他手？
陈龙：对。所以可能合作的一个前提是大家的价值观，总体来讲价值观和方向还是比较一致的。这样的话也能保证大家走在一起，不会有特别大的分歧，但是具体到很多小的问题上面，可能每个人的兴趣方向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大家一起讨论的时候，重点会稍微有点差别。所以，我们的工作方式一开始都是讨论。
沈黎晖：比如说如果有一个项目，你们还是主要做建筑设计，这是你们最主要的。如果一个项目来了你们是怎么决定设计方向？是要妥协几个人达成一个共识，还是说这是以谁为主？
陈龙：我们会有一个项目负责人，这个人主要控制这个项目的进度包括各方面的联络、联系、跟进。但是在项目的初期都是大家一起讨论方向。
胡宪：有哪一点大家公认为比较好，就以那个想法为主。大家不停的去加以完善。还是以看谁合适。

沈黎晖：我看你们还做了一个家具，那是一个临时的东西还是一个常态的要做的东西？

陆翔：我们做产品设计不是一直的。有好多机会我们可能会做。一个是这个项目本身有，这个项目会设计室内和家具。如果时间和项目允许的话，我们会做家具设计。再有的时候我们有点子和想法，也没有人投资让我们做，我们觉得自己有精力和付出，就做了，觉得这个想法可以变成一个家具就做了。
沈黎晖：这套东西的理念是怎么来的？
胡宪：说来话长，先是从另外一个项目。
陈龙：比如说我们其实是一直比较关注，我们设计的出发点可能跟一些设计师不太一样。很多设计师是做形状的，包括这次展览里面很多设计师做的东西是比较空，就是一个造型。我们设计的方法关注点不是特别在这个形态上面。我们是对材料和构造比较感兴趣，怎么使用这个材料，这个材料最后通过什么构造达成一个什么状态，这是我们设计的挺关注的一个方面。所以其实我们要先设计这个材料，设计完这个材料以后，用他去生成各种各样的家具。并不是先设计一个形的桌子、椅子。先设计这个材料，再生成各种形状。
沈黎晖：我觉得一个工作室会有一个工作室的气质，你们以后会延续这个，还是会完全推翻，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发现一个什么东西？
陆翔：我们还是不要延续性的。我们这三年看起来，包括我们这次做的一些穿墙术，以及现在做万科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材料构造都非常的关注。因为我们觉得材料和构造是本体的问题，我觉得今天用钢做设计和用玻璃和塑料做很不一样，因为你的材料不一样、加工方式不一样、给人的感觉不一样。但是我们又想质疑这个，我们是不是拿钢做的话，可以用别的构造方法把钢做得不太一样，所以这次是我们思考设计建筑和设计很重要的出发点。我们特别关注人的感受，这种感受不是纯粹视觉上的，不是说这个东西看着好看我们有觉得它有价值，这次的木素家具一开始我们觉得这个木头切了以后某种程度上会变得有弹性和松软。做家具的好处是柔软和晃动的体验是以前的家具没有的。有价值，也有意思。作为人，你真正的去使用它、碰触它的时候，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受。这是我们评价这个标准构造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不完全是从形态上去考虑的。
胡宪：对材料没有充分的喜好，比如说这一次是木头，下一次就是玻璃。很多材料摆在那里大家都看得到，但是具体怎么做，我们比较关注的是怎么去做，怎么去用这个材料，因为我们不可能发明一种新的东西，只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怎么操作这些物质、这种材料，只不过用一种我们能够想到的比较不一样、或者是我们所关注的跟人的行为、人的活动会发生一些对话或者怎么样，这么去考虑的。
沈黎晖：虽然你说我们不管它好看不好看，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我觉得可能这个东西，因为你们本身有这个底子，所以我觉得形式还是挺重要的。
陆翔：我们肯定有形式判断的。并不是想了那些就没有形式判断了。但是形式判断不是我们的出发点，也不是我们最关注的结果。这是我们想说的。
陈龙：我们的体验就是说，如果形式是一个出发点的话，就会走到一个死循环里面，会变成从形式到形式。这个形式有多少是自己原创。因为这个形式的东西都是平时你看到或者是潜移默化在你的脑海里留下印象，就是你的潜意识，你下回在使用的时候会在你的脑子里显现，或者是受到什么视觉上的刺激。但是这种我们觉得其实要想创新是非常难的，他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新的东西，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以前各种视觉刺激的影响，包括现在流行什么，你看到什么东西会多，或者是对童年留下的那些视觉印象。我们希望借助另一个出发点，最后他得到的形式会完全不一样，另一个操作方式进去，因为形式必然会产生一个形式。你把这个设计品物化以后，这个形式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如果是想获得一个新的形式，可以通过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法、不同的途径去表达。因为你的方法不一样，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最后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东西。
沈黎晖：比如说你们来自于其他的艺术门类有没有吸收？比如说你们喜欢的绘画或者是音乐，你们会对这些有影响吗？还是说我们学理科了，我们就是做这个结构。你们平常这方面有没有其他的艺术形式吗？
陆翔：每个人可能比较不一样。对我来说，纯的艺术类的，因为我们在798，看展览都特别方便。其实很多用材料，包括很多东西都有它的构造，也很有意思，经常看挺感兴趣。我挺喜欢文学的，看书、看小说。音乐，我喜欢听古典的，那个无所谓，但是我觉得那个更多的是一种气氛。我觉得这个气氛是指整个社会的气氛，包括观念，你看到一些小说，你看到卡尔威的小说，或者是波恩的小说，你并不是真的从里面得到了跟设计必然的联系，但是你可以感受到社会的观念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很重要。你抓的感觉也很重要。
沈黎晖：因为我个人的身份，比如说我是做音乐，但是我还有一个公司，我挺关心你们从公司层面的运营，你们有没有未来公司的一个方向？这怎么跟你们现在这种设计的理念有什么冲突？公司未来的方向你们有吗？你们要做成一个什么样的品牌？
陈龙：我们现在的规模很小。当然这可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经营模式还是比较任性的，现阶段我们不是特别在乎商业上的考虑。因为我们的负担比较少。公司成立这三年以来我们接到的案子都是委托性质的。只有万科这回世博会的项目是邀请投标，也没有说自己在商务上面要花很大力气，在外面跑一些项目，比较少。现在市场还是很多元化的，对于我们这么一个比较小的工作室来讲，我觉得总会有一部分项目是适合你的，我们不要做所有的项目，不要做大多数的项目，比较窄的一个领域可能就能够负担这个工作室的运转。当然以后干到什么程度，也不是特别的那个。
沈黎晖：这个建筑是非要几个人在一起还是独立的单独一个人可以做？
陆翔：必须要几个人。因为建筑的工作量首先特别大。不像平面设计和艺术家可以很独立的个人化的完成全部的工作。
沈黎晖：这里面有没有很多很枯燥的工作？
陆翔：有。
沈黎晖：谁会干枯燥的工作？
陆翔：因为每个人不同的工作，就是暗含着每个人都要干枯燥的工作。你要是不干这个枯燥的事，最后的结果也不一样。枯燥的是你要盯着这个工地，看这个人做不一样的构造。你盯了两天的时间，真正到这个点。可是你不盯，这事肯定出不来，肯定跟你想象的不一样，这也是很矛盾的。
沈黎晖：我感觉你们可能理性的成分更多一点，80%的理性、20%设计的感性。是不是干设计的都这样？
胡宪：不一定，不同的设计师方法不一样。对于我们来讲，刚才是切入点、材料比较理性的层面操作。有的设计师他可以直接操作起来，条条大路通罗马，他只不过采取他比较擅长的，但是每种方法之间，最终对大众来讲，可能判断的是一个结果，其实过程并不是十分重要，只不过每一个不同的设计师选择的那条路不一样。

沈黎晖：现在委托你们，是不是时间都特别短，我了解中国给的设计的时间都特别短，国外有点不太一样。这是不是就变成你们也必须得，可能说我现在想脱离这个也很难，因为都是委托的项目，所以有没有时间很仓促，做完了特别多遗憾？

陆翔：我们会选择，如果是这种项目的话，真的我们认为这个设计时间是完全不合理的，我们一般就不会接这种项目。
沈黎晖：如果是一个正常合理的，是不是也比西方要快？
陆翔：对。我觉得中国就是以速度换效率。因为时间短，出错的几率特别高，你要不断的花时间去修正你犯的错误，你的效率并不高，但是你的速度快了，我觉得中国是整个的以速度换效率。
沈黎晖：在这样一个大环境背景下，好象我们每个个体不太容易改变这种大的节奏？
陆翔：对，你非要想弄得跟欧洲的设计环境一样，要想在中国实现不太可能。我们建筑师可以想很多办法，这个项目开工了，你还有很多设计可以完善的地方。反正房子没有盖到那，就可以跟甲方怎么样协商把这个改，或者是完善一部分图纸。也是一个办法。但是那样的问题就是犯错的几率、争吵的矛盾都会多。但是没有办法，大环境就是以速度换效率。
沈黎晖：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的客户或者是项目时间相对来讲，跟其他的那些操作的还是要稍微长一点。
陆翔：我们基本上是私人业主。除了万科这个，万科也很特殊，因为不是他的房地产项目。所以私人业主他基本上还是很关注设计的质量，而且他没有明确的一个市场的压力。有的房地产项目压力会特别的厉害。
沈黎晖：做音乐有一个人，我前一段也是听了一个讲座，一个氛围音乐大师，他曾经给戴高乐机场做过一张唱片，他的理念特有意思，我们以前做的音乐都是一首一首歌，都是有时间限制，最长的不过十几分钟、几十分钟。但是他，你听一个歌的时候你要关注这个歌有这样的起伏。他发明的音乐是叫氛围音乐，他看了这座建筑，比如说戴高乐机场，为这个建筑应该有什么样的音乐在这里面，所以他做了一场机场的音乐，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看一幅画的时候，你可以看这幅画，也可以不看，但是那幅画都在。听音乐也是，你想听的时候就能够听见他。他的氛围音乐是他最开始的吸引点。他上次来北京，就跟我们一帮人说，他说我有一个一万年的计划，我们一听都崩溃了，意思就是全世界很多人在巴西，他们造了很多实验，采集那些自然的声响，听起来就是不可思议，实际上我们的一生是非常短暂的。他也讲了一个建筑的例子，在英国一个大学，他盖那个大学的时候是木结构的。就种了树，都是很粗的木头。他说这个建筑可以用五百年，他说五百年以后材料不行，树已经长起来。我们中国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都明白这个，可是临到自己做事的时候真的也会在这个律动里面。挺难改变，很难从容的静下心来。做音乐、做建筑，他是一个齿轮，你不能说我的速度就是我的速度。谁也不能那么扭。
陆翔：现在做音乐很多地下、非主流的他们的节奏是不是可以自己稍微控制一下？
沈黎晖：对。所以从我来讲，比如说我成了一个平台，我的作用就是让不同人发出一个声音来，这之间是矛盾的，越矛盾越不一样，它就客观的记录一个时代的记录。比如说现在是一个浮躁的。你一定能够从有些音乐里面听到这个浮躁，如果他是一个城乡交接处的，你一定可以从这个音乐里听到这个东西。我老举胡吗个的例子，那是土豆进城，但是过几年他到北京以后就写不出那个音乐了。我说你再弄一张，他就玩电子音乐了。他原来的东西挺好。他原来录第一张唱片是在几平米的哪一个大学旁边小屋子里，拿一个四轨机录的，现在住在高级公寓里面了，他已经记录下来，他一听，这是99年的，他的心态也是99年的心态，他从外省到北京一个文艺的状态，好处就是你可以搜集一些声音。当然有的比较商业，可以卖钱。有些没有什么，可能出版了就是一种成功，大家觉得这能听吗？但是他有他的角度。当然我以前自己也是玩乐队的。这是我工作过瘾的地方。我现在讲所谓的跨界就是可以干很多事，我小时候一个梦想是当建筑师。我记得我特别小时候画高楼大厦，我们家订《世界建筑》，看巴黎新区、德方斯。可能是八几年的时候，但是七十年代或者是更早做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建筑还是挺过瘾的事，而且我觉得真的需要高度理智，跟音乐不太一样，音乐特别私人，建筑这一行真必须要学会跟别人沟通。我觉得音乐可以不沟通、画画可以不沟通。
胡宪：这就要花费社会大量的资金、资源，哪怕不理性，也要慢慢的把你矫正得理性。除非是跟社会脱离的或者是农村的一个很偏远的房子。

沈黎晖：你们想不想做一个计划，在农村盖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我要是建筑设计师，我就特别有这种冲动。我就要特别异想天开的，有这种冲动吗？还是说我这一个月必须完成这个活，我没有时间去想我要造一个什么什么。以前很少？

陆翔：建筑界有这样的，很多非常有影响力的房子都是建筑师的资产。
陈龙：但是这个机会还是比较小，一个建筑师一辈子能盖一个，这种机会平摊到每个人身上还是比较少的。
胡宪：而且现在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跟现在体制结合起来，哪些是可以流通的，那很多人可以盖，到时候房子会五花八门，现在别墅区的房子都是一样的。
陈龙：现在是房地产商操纵的，大片的土地交易，房地产商盖的房子不是百分之百的人喜欢，也 得是99%，他销售的时候才会没有压力。我们也是特别不愿意做房地产的项目也是这个原因。
沈黎晖：我第一次看到巴黎圣母院，确实给我震了。因为我们以前看巴黎圣母院老是正面的图片。但是那个形象太熟悉了。他那个侧面是很长的，特别像一个外空的大的怪的虫子，浮雕，我觉得真的给我太震撼了，我前两天又去巴黎，我说法兰西还是太牛了。他们的建筑理念跟我们的不一样，我有一次去欧洲回来都有这个感觉，房子都是全石头做的，所以一个房子都是很久，告诉你多少年。而且你看着它感觉就像是永远不会消失。我回国，有一次特别明显回来以后，我看着大楼房就想给它拆了，我感觉就像是临时建筑。当然盖得很快。可能跟土地的政策有关系。如果说我们现在土地是一个完全私有的，我盖一个房子就是石头，你盖多少年。现在就是要很快的盖了拆，拆了盖。这个特别浪费。
主持人：他没有一个七十年产权房在这里，他没有地产，他只有房产。这个房子也只是你租来的七十年期限的一个东西而已。
沈黎晖：从这个角度来说还是没有特有钱的，特有钱的人就是说我所有都不管，我就是盖一个石头的，说不定到时候舍不得拆。现在我们的房子盖了15年以后就想给它拆了。
陈龙：中国现在的房子是满足现实居住的，西方的房子盖给神住的，他盖都花了几百年。包括现代欧洲盖的教堂也都是花费很大的。
主持人：帝国大厦后来出了状况，不出状况他的使用期限近百年的使用下去。我们现在国贸的写字楼他的状况会不会有可能维持那种状况，一百年以后，各种功能，包括他的风格都不脱离时代，还很好的运转的？
陈龙：就像当时说的鼠标手的问题，再过多少年如果一直用鼠标，人们的手就只会进化成两个手指头。但是说不定再过十年鼠标没有了。

沈黎晖：北欧很多的东西我感觉是没有设计。他是让你觉得这个东西就应该这样合理。那个设计好象是最基本，可是人家想了半天，看这个东西，说这个过街天桥应该怎么做。特别合理，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看起来没有设计，但是他实际上已经弄到最合理的状态。这是我们最缺乏，我们现在那种设计就是属于这东西一看就是设计的。

主持人：北欧的东西我觉得他的设计感真不强，但是他的房子真的是很老的，但是你觉得他很自然，他就应该是那样的，就挺好的。他们是有市政的一个规划的，大部分的人都走路或者是骑自行车。他的城市已经过了几百年，他现在生活方式，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陆翔：也有工程美学，工程不是说就保证这个房子不塌，不是这个概念，他工程也一样的是要设计这些。你看了很多是很结构性、构造性的东西，他就直接暴露出来了。中国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工程变得及其的惨不忍睹。或者很多设计师没有办法设计这个工程或者是这个构造。就都包裹起来，就会显得设计感特别的强。
沈黎晖：中央电视台着火的楼会拆吗？你从建筑的角度它能塌吗？
主持人：他们现在政府说没有问题，装吧装吧也能用。
陆翔：这没法说，不看那些报告。首先我们不是工程师，然后，你不去检测那些数据根本不知道。
胡宪：他没有公布，公布了大家都知道，没有公布，你说防火的烧了多少小时。
陈龙：柱子能烧2.5小时，梁是1.5小时。CCTV的火都烧了6个小时了，那东西还有多大的程度上能要，完全靠检测，那么大火烧六个钟头。
主持人：据说下面的构造跟另外一部分结合在一起，所以拆了也很危险。我听说是下面它的结构是一体化的。
胡宪：还是比较缺乏透明度，透明度出来了，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多怀疑、猜测，不透明所以没有办法发表，再加上我们也不是结构工程师，对实际情况了解也不太多，只能是觉得非常的遗憾，花了这么多钱，就放炮一样放掉了。
主持人：感觉世贸双塔要两个飞机才可以炸掉，这CCTV就一个炮杖就给放了，这个恐怖分子也太容易了。
胡宪：上海的楼倒也没有什么大事。
主持人：自己倒的。这个从你们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仓促的原因？
沈黎晖：我们的建筑标准，上海那种，是完全太低了吗？
胡宪：不是。他完全是施工问题，不是设计问题，是一个低级错误，一个结构工程师说这种低级错误一般是不可能发生的，施工的问题。
陈龙：你一根筷子扎土里，你把土刨个坑，筷子就倒了。
主持人：他没有结构工程师的一种参与？
陈龙：他还是太着急。施工速度的压力会导致他采取一些这样成本最低、速度最快，他就这样干了。
胡宪：他的管理有问题，应该是结构工程师、其他的监理都要参与的，他没有参与进来，一挖，没有得到认可，是管理的问题。

主持人：这也涉及到北京的一个建筑的问题。你们刚才讲到你们的设计是偏向这种风格的，我感觉是非常理性的，但是北京现在出现了一些极富想象力的建筑，大家自己买一块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我现在发现他们的梦想不用自己买一块地在北京就实现了，甲方那边也非常大胆的让他们去做，比如说鸟巢、鸟蛋、央视大楼的东西，感觉是非常放任他们的想象力，就让你们去想，不计成本去把它实现。要让它凌驾于其他的建筑之上，以你们做设计的角度来说，你们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陆翔：我觉得中国两个极端都不太好，一个就是说奥运，包括世博会开启了形象特别重要的建筑，特别强调造型的建筑。就变成了这种是一类大家可以讨论的建筑，媒体和所有人都在关注的建筑，认为这才是建筑设计。但是这个建筑的决定权掌握在非常少数的人手里面。而且很少人跟发生关系，特定场合，你看看演出、或者是展览。再一种就是我们现在大量住宅、办公室类的建筑都掌握在开发商的手中，大家也没有什么话语权。建筑师无论做哪两种，我们都不是我们认为建筑只能是这样的。恰恰我们想关注日常的建筑，它是不是可以让建筑师真正的参与进来。一个房子做得很奇怪，但是你并不喜欢住在这个建筑里面，你进了这个房子以后，你发现里面也是两个窗户，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外面不一样，你干吗要花那么多钱？现在包括我们的办公、住宅、地铁站、公共汽车站、街道，这些好象建筑师都销声匿迹了。
主持人：参与制订这个选择权的环节，设计师缺位了，不由你们来决定？
陆翔：而且媒体也对这种的关注度特别少，大家总是去关注，今天我们谈论的话题很多都是CCTV，在我来说，我们根本别谈论那些，我们谈论我们家的厕所应该是什么样的，厕所开两个门和一个门有什么区别。而且每个人你会感受到这种设计给你带来生活的改善。
主持人：他那个设计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谈资，而且还是一个失败的谈资。
陆翔：而且大家都认为好象只有讨论这个才叫建筑。我们应该讨论地铁站设计得不好，换乘那么复杂，走太远，地铁节省了五分钟，走路都走了八分钟。我在西直门的感觉。

沈黎晖：这个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是这样。很多我们坐太多国外的地铁，他的换乘特别简单，上这个再上一个，就出地面了。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出了什么问题，公共的设施有什么问题？

陆翔：我看过一个香港的建筑师他给我分析，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当然我们肯定没有办法像欧洲那么方便。他说欧洲的房子特别矮，他的基锤矮，所以地铁都是浅排深的，亚洲都是超高层，地铁埋得特别深，意味着你的垂直交通特别大，深层地铁基础特别大，来回绕没有欧洲那么方便，但是北京这也太不方便了。
主持人：论路面状况复杂，香港、东京都比北京要复杂。香港地铁不同号线之间的换乘，就感觉是来往走几十米就能够换乘，为什么他们可以解决的问题，他们的人口密度那么大。
胡宪：其实保有量都是别的城市可能比北京还要多，但是为什么北京会这么堵？
沈黎晖：北京我认为这几个环是特别大的问题。我们在纽约这些地方，他都是网特别密，北京你去任何地方，你都要走二环，或者是都要走到这一段三环。所有的车都要用到这两条路的话，他等于是把环线，把城市给框住了，他那个是网状的。一条街和另外一条街距离很近，一百米就是一条街，马路可能很窄，但是他很容易就疏通了。
主持人：北京以前是有的，四合院是拿出了胡同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谁都可以走的。原来的皇城大院是绝对不能与人分享的，后来产生的军队，就产生了各种政府大院、军队大院，这是绝对不可能跟你分享的。民用的仿效了小区，小区也不会跟你分享，保安也不会让你进去。所以你从这一点到达那一点，中间就要绕着走了。就产生了非常大的阻碍，这个城市变得越来越不友好。一个小区建了八九个门，其他几个门都封上了，只有两个门可以用。很多人我楼下就有一个门，但是我还要绕到别的门出去。
沈黎晖：北京生活在一个特别较劲的环境里，从地铁到过街桥。北京是一个特别燥的城市，而且堵在路上的心情，这个心情不是说一个小范围的，这么大一个城市、这么大一个范围。
主持人：每个人都受影响，无论是开车还是乘公共交通工具。
沈黎晖：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其他的城市没有这种情况，有一些城市就会发自内心的我亲近这个，北京之间互相按喇叭，本来你是一个心情来的，最后就跟那一样了。反正这个城市有特别多的冲突在里面。当然这也是它有意思的一面，最后造成了人从里面这样创造一种东西。最后出来的东西都是挺得劲的，有点较劲，一直以来也是变成了一种文化，非常新的文化，以前的胡同没有了，现在又变成北京一种新的文化。
主持人：胡同里那个时候人还挺顺的，那个时候人比较顺畅。
陆翔：我自己感兴趣一点城市研究，我大概知道中国规划的历史。五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叫胡汉民的人写了一本城市规划的书，那是建国以来第一本城市规划的书，对道路的格局提出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那个观点沿用至今。首先他认为纽约那种模式特别不好，道路特别密，他居住要街块很大，中心可以有中心的花园，社会主义苏联的方式。他就是变成了这个街区一定是大，道路之间离的距离就一定是远，因为他居住的模式决定了。道路他还觉得是这样的，那个密的路效率特别低，因为口特别多，他要减少这些口，通过率可以高，他变成了，在交叉结点上面都是立交桥。在大的街块里面的路和主路相交的时候，特故意让这些小路都不对着，你无法穿越主路，主路的效率就得到了提高，路口少了。北京完全就是这个。牺牲辅路的效率提升主路的效率。辅路承担不了任何的城市交通，只能承担这个区块里面的局部交通。
沈黎晖：经常有这种情况，我住在马路这边，但是我要去马路那边非常不方便。我原来在西三环，我一年可能就不会去到马路对面。隔着一个块。
陆翔：北京现在公交站牌写什么路北，路南，我觉得还不对，这一差就差了半站地。
主持人：当时其实也有另外的意见，但是没有被采用？
陆翔：我觉得当时是特别出于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决定，觉得我们应该向苏联学习，苏联模式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影响了这么多年。
主持人：现在还在继续，市政府规划花园，现在规划郊区还在这样搞，超大型花园，望京那边两个大花园，周围一大片，那个花园很难去，没有什么人去。大片的绿地，我个人觉得绿地完全不应该在花园中心，绿地最后什么样的人看着舒服？只有在车里面看着特舒服，领导视察的时候看着特舒服，他的车一驰而过。对于市民来说，不能体验，只能看一看而已。因为他用的都是欧洲的草，一踩就烂了。
陆翔：中国的传统园林设计里面几乎没有草地的东西，都是强调树。后来整个变成了，这多少有一点美国的风格，叫城市美化运动，变成了种草、种花。中国传统的园林设计特别强调树，树怎么选择、怎么种，树特别好。城市美化运动一来了，都变成看的了。
沈黎晖：我其实特别喜欢野草，我觉得那些公园如果全是野的就好了，因为杂草丛生，包括河，我们老把那个给铺了，最后全是水泥，其实如果你看一个特别自然的河，其实是最舒服的。最自然的杂草，我忘了哪一个城市有放弃的铁道，他们让它杂草丛生，变成了一个公园，最后你会觉得这个很亲近，而且植物的多样性，包括各种各样的虫子，我觉得如果城市里能保留这些。但是好象现在我们变成了要把它设计得干活，这给给他规划，有人得把这个事情设计了，对应一个施工。
主持人：前面还有细节上的一个美观，很多东西都不自然，这个东西已经不适应这块土地了，是从别的地方移植过来的。河的渗透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以前的老北京的河是没有铺水泥地的，你住在河边上，你家跟这个河是有关系的，不仅是空气中的水分，而且这个水可以渗透到地下去，土地的温度和湿度是不一样的。现在整个这样铺上一层之后，河跟土壤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胡宪：没有小生态。
沈黎晖：以前经常有一个院里的杂草，胡同里有院子，包括操场边逮蜻蜓，小水沟。我们家原来在房山住的时候，一个小水坑，里面还有虾，现在这种地方全部变成人工的了。那个也不需要花钱，人觉得这个特别自然，特别舒服。现在全变成这种经过设计，整个我们生活设计的痕迹太重了。
主持人：大家生活的质感已经住在火柴盒里的了，我个人理解是在一个破败的庭院去修补它，几百年慢慢修补，或者是继续恶化下去。在室内空间里面，目前城市已经让我们这么不适应，我们打开家门进来，怎么能让生活的幸福感高一点？怎么更适应一点？
陆翔：我觉得比较浪漫主义、田园化的理想每个人心目中都是存在的，但是我觉得它肯定不可能成为一个城市的解决之道。尤其是亚洲城市、人口密度比较高的城市，肯定不是一个解决方法。这个解决方法是没有出路的。我们看欧洲的城市它的核心区的密度比北京和亚洲稍微低一点，但是他不是自然、田园、浪漫主义倾向的。那是经过大量的设计、规划、仔细的思考才能得到很高质量的城市环境的。不是设计出了错，是怎么设计出了问题。我们如果想今天不管是城市空间还是室内设计，不是说设计我们不要了，恰恰相反，是我们应该想我们怎么去设计。田园的、浪漫的我们偶尔可以跑到八大处香山田园一下。但是我们不可能就是这种东西。但是你说我就一年指望着这三天去颐和园，那就完蛋了。我们知道那个好，但是我们更愿意讨论我们360天生活在里面，我们应该怎样用设计去改变。这个设计不是说种草，我不喜欢讨论鸟蛋、鸟巢，那些跟我生活没有关系，我不想讨论它，我想讨论的是跟我生活实实在在的东西，它可以把我们的生活质量提升。在我们人口密度的情况下来提升。环保更是要讨论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不是设计出的错，是怎么设计出的错。
观念在转变

主持人：你觉得在目前的态势之下，设计应该出于什么样的原则和思路，才能把这个事情由坏事逐渐变成好事？

陆翔：比较俗的就是以人为本。对我们来说真的是这样的。我们也不扩张那么快，也不接触我们无法控制的项目，我们不想丧失我们做设计的立场。如果有大的项目，或者是甲方接受我们的观点，愿意给我们做设计，我们并不排除做大的项目，或者是商业的项目。但是关键是这个价值的理念跟我们违背的话，我们不愿意花这些时间，因为我们工作规模很小，我们可以用其他项目就可以完成我们经济上面的问题。总的来说，设计就是，我们别再讨论那些跟咱们不相关的事，我们今天在这里谈鸟巢，回来我们还是做饭，还得上厕所，我们就讨论这些事。
沈黎晖：如果你们的最基础的领域，你们有没有想过能够直接影响到开发商最基本的利益？
陆翔：我觉得可以，而且很多开发商在转变。我看到一些比我们更有名气的建筑师他们也在做一些我们觉得很好的设计。而且开发商慢慢的会重视这些的。市场也在竞争，人的观念也会变。
主持人：消费者也在重视这个过程。
胡宪：开始是原始积累的，只考虑外观。慢慢的，个性设施等等都会重视。
主持人：万科在住宅方面还是有一些投入的，在室内设计？
陆翔：万科有一个比较好的，它有一个住宅的研究中心，它在深圳有一个展厅，做的东西我们去看过，做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他们和日本有合作，有清华大学的老师跟他们合作。他有很实在的讨论，有门厅，门厅放什么东西，下雨天雨具放在哪，厨房都是横的，窗户怎么开。他有的项目贯穿得好，有的项目贯穿得不好，我看到他们已经开始在研究这方面的东西。
陈龙：他们有建筑师在研究这方面的东西，他们又把外立面切给比较有名的设计师，那样让他的房子比较好卖。
陆翔：总是把建筑和装修拆开了，变成了我的衣服里找一个裁缝做，面找一个裁缝做，你们两个做了把这个衣服合好了给我。这个衣服能好穿吗？我觉得这就是一体的，把它分开了，只能室内设计变成了特别美术化的，因为窗户也改变不了，结构墙也不能拆了，我只能贴贴砖，弄弄背景墙。设计就变成这个了。我觉得这个不是设计理念。
主持人：在你们的观念里面，建筑一开始就应该有设计参与进来？
陆翔：分成室内室外特别的被动。
主持人：现在国外是什么样的？
陈龙：这是很浪费的一件事。我觉得可能配饰的，你去怎么组织你的生活，那更应该交给使用者来干。室内设计其实完成的是一个高品质的基底，你的厕所、你的厨房，这些东西是一个。究竟里面东西怎么摆放，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主持人：太细节化的东西还是交给使用者去想？
胡宪：中国这种文化，分开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房子人家盖了你就没有发言权，现在只能选价格，唯一的个性的东西就在室内了。工建不一样，工建是外面和里面是自己完成的，需要个体化的创作。
沈黎晖：你们现在正在做什么项目？
陆翔：现在一个大的项目是做世博会万科馆，还有一个工作室家住宅的，700平米的一个东西，建筑的。
沈黎晖：这个也是盯到施工完成？
陆翔：对。
胡宪：在宁波有一个园。我们也是从头到尾设计、施工图、工地，这个项目快要开工了。
沈黎晖：那你们能分得过来吗？
胡宪：我们就是在一些关键的节点过去。
主持人：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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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elys

设计师是得多出去交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