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涛空间文化批评：近期西方“批评”之争与当代中国建筑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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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徐冰行为艺术《文化动物》。选用此图纯为娱乐，请勿过多联想！
（文章、图片均来源于朱涛新浪博客，原文发布时间2006-09-16）

近期西方“批评”之争与当代中国建筑状况

-西方正在从“批评”转向“后批评”吗？
-中国会怎样“成为对西方‘后批评’的动力出口国”？
-中国的“批评主义”批评性在哪里？
-对中国建筑师的呼吁
近期西方“批评”之争与当代中国建筑状况
——朱剑飞一文《批评的演化：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引发的思考
摘要：本文针对朱剑飞一文《批评的演化：中国与西方的交流》提出三个回应：
1. 西方“批评”、“后批评”的争论尚无定论；2.“中国会成为对西方‘后批评’的动力出口国”的说法值得推敲；3. 对“批评主义”在中国崛起的判断应从“本体语言批评性”和“社会性实践批评性”两方面进行更细致的分析。本文在最后一节针对当前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状况，呼吁中国建筑师进行“仔细的反思”。
一个概念，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包含在另一个构成一个理性原则的客体概念之下的，并按照这条原则来规定它的话，则我们对这个概念的处理就是独断的。但如果我们只是在我们的认识能力的关系中看待它、因而在对它做思考的主观条件上来看待它，而不断然对它的客体做任何决定，那么我们就是在批评性地处理这个概念。
                                                                                                                                          ——康德
一些词汇必须得先送到洗衣房里清洗一遍才能使用。
——布莱希特
朱剑飞先生一文《批评的演化：中国与西方的交流》1（以下简称《交流》）以“批评主义“和”后批评主义”一对概念入手，试图以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考察近来欧美与中国建筑界的不同发展趋势及双方相互交流的可能性。《交流》的结论在其摘要中被概括为：“在西方﹐后批评的实用主义正在超越批评主义传统﹔而在实用主义当道的当代中国﹐批评主义却开始兴起。”
《交流》视角非常新颖，极富启发性，但笔者在阅读中也产生一些疑问和不同意见，现概括为以下几个问题，以期引起争鸣。
一．西方正在从“批评”转向“后批评”吗？
《交流》似乎认为近来西方出现的“批评主义”和“后批评主义”的争论已有了定论：“在西方﹐后批评的实用主义正在超越批评主义传统。”这种判断成为该文展开论述的基础，而笔者认为并不准确。
首先具体说来，近来“西方”建筑界出现的成型的“后批评”理论话语，主要集中在美国几所学院的学术圈中。而其中几个主体人物如迈克尔· 斯皮克斯(Michael Speaks)、罗伯特· 苏摩 (Robert Somol)、莎拉· 怀汀 (Sarah Whiting) 和斯坦 · 艾伦（Stan Allen）等，据乔治 · 贝尔德（George Baird）在“Critic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 一文中的观察，2 都是在艾森曼的旗下保护成长起来，反过来开始对艾森曼的“批评”、“抵制”等建筑观点及其在美国建筑文化的霸权地位加以反抗。这个立足于美国学术界，由俄狄普斯杀父情结聚集起来的、比较个人化的小圈子，其理论争论对外部世界来说毋宁说是琐碎的。即使这些言论开始在欧洲如荷兰一些地方引起些反响，但它们是否对西方建筑思想构成实质性的冲击是令人怀疑的。
另外，经常被前述“后批评”话语者们拥戴为“后批评主义”实践的代表人物是欧洲的雷姆 · 库哈斯。库哈斯确实对“批评主义”的话语有过微词，而当今在荷兰盛行的“实用主义”和“后乌托邦”实践也确实直接受他影响——从这点上库哈斯的言行对世界建筑的影响比前述“后批评”团伙显然要大很多——但是否这一切就可简单归纳为“后批评超越批评”，是可以商榷的，这点在本文后面再展开讨论。
如果扩大语境，更宽泛地看待该问题，我们也许可以说今天西方建筑界的“后批评”态度确实与近期西方文化界出现的一些反理论、反批评、反知识分子的“实用主义”文化思潮相吻合。那么，如果非要在“批评 ”和“后批评”之争中下一个胜负结论的话，我感觉情况可能恰恰与朱文所概括的相反：最近的文化讨论给我本人的印象倒是“批评主义”对“后批评主义”的批评开始占上风。如果说“批评主义”的确有介入实践的局限性，那么“后批评主义”的缺陷则更加突出：“后批评”对重大政治问题的漠不关心、对当代资本、市场和技术发展的盲目乐观和无保留的信奉态度在90年代西方电子泡沫经济高涨时尚有一定流通量，但在“911”之后的各种严肃的政治、文化反思中刹那间显得浮浅、轻薄。近期“批评主义”的“回潮”，不光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研究等领域，也反映到建筑学界。最近在纽约由哥伦比亚大学和库柏联盟（Cooper Union） 联合组织的会议The Critical Legacies of Manfredo Tafuri，既是对塔夫里批评遗产的回顾，也是对重建当代批评性的呼吁，可说是“批评主义”再度“回潮”的一个表现。
但不管怎样，在这里为避免将讨论过于复杂化，我认为至少可以暂时“安全地”采用贝尔德的总体评价：“……今天这些有趣的意见的分歧将政治上的不同立场和理论的复杂性推上表面，并不构成一个故事的结论，而仅构成一个开端。”3
关于“政治的不同立场和理论的复杂性”，贝尔德文中两个“对称”的例子颇有意味：一方面，被划入“批评”阵营的塔夫里，因其对先锋派的激烈批评，经常被“后批评”者攻击为拒斥实践。其实不然：塔夫里不过是一度对先锋派的美学实验放弃希望，而转而倡导一些他认为更有效的社会实践 ——这反而与今天“后批评”派反先锋派、倡导积极介入社会运作的主张更接近；另一方面，主动从内部侵蚀西方批评性话语，普遍被尊为“后批评”旗手的库哈斯也并非完全转变为“无批评”的“实用主义者”：他仍然在猛烈抨击纽约时代广场的改造过于“迪斯尼化”，也强烈反对中国政府对北京历史片区的过于“实用主义”的破坏。4 概括起来：“批评主义”者有时会根据文化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批评策略，以至于显得象对“批评主义”本身反戈一击；而“后批评主义”者，如果仍担当着有独立思想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其内在的批评性是不可能被完全放弃的；这种复杂性在那些思想随着时代变迁不停演化的建筑师、理论家（如塔夫里和库哈斯）那里更增加一层动态性。在我看来，这种“动态的复杂性”并没有在《交流》中被深入地阐发出来，“批评主义”和“后批评主义”的划分在该文中显得过于泾渭分明。虽然《交流》中也提到库哈斯的工作 “并不是根除西方的批评传统，而是寻找新的批评立场”，但该文倾向于将“后批评主义者”的“改造批评”或“超越批评”看成西方建筑界中的主导趋势，5 而笔者则认为“后批评”的那些说法充其量只是众多主张中的一种——是一种主张而不是一个结论，是一种姿态但尚未产生明晰的结果。
针对“后批评”的主张和姿态，贝尔德的评价和质疑既深刻又细腻。他问道：“‘后批评’所倡导的‘轻松’、“容易’的实践难道真的和‘抵抗文化’不可和解吗？”如果说“后批评”所倡导的是一种更灵活地适应社会变革的实践，那么贝尔德认为“后批评”也同样需要一种批评性——它必须发展出针对该实践的一种批评性的评价体系，否则“建筑学同样会继续在概念和伦理上漂浮不定”。针对“后批评”的反理论倾向，贝尔德认为，没有一种新的“投放”（projective）理论的支持，所谓的新型 “投放”的实践也不可能发展出来，而所谓“新”建筑只会以惊人的速度向单一的实用主义、或单一的装饰性传承。6
贝尔德文末以一个呼唤作为结论：“我能否以这样一个呼唤作为结论——在各种角色（批评、创新、本真性和扩大了的文化可能性等）能与一种面向我们时代的、新型的、“可操作的”行动理论整合起来之前——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进行更加仔细的反思？”7
贝尔德这种缜密的质疑、探询和思辩，在《交流》那里成为黑白过于分明的结论。在概述了贝尔德对“后批评”思潮的介绍后，《交流》总结到：“乔治 · 贝尔德得出结论：当前的建筑有一种从‘批评主义’走向‘后批评主义’或者说‘后乌托邦实用主义’的趋势。应该说﹐这是对当前欧美建筑观念演变的及时的洞察。”
不，在我看来，贝尔德一文的价值不光在于及时指出 “有一种趋势”，更在于通过细心地分析这种“趋势”后，不下任何轻易的结论，而是开辟出宽广的批评空间，以呼吁建筑界对这种“趋势”和其它众多文化现象一起进行“更加仔细的反思”。
二．中国会怎样“成为对西方‘后批评’的动力出口国”？
在断定西方从“批评主义”转向“后批评主义”的趋势后，《交流》指出贝尔德一文的一个缺陷是“只关注这种趋势，但没有阐述这种变化的外部背景。”接着《交流》提到：“就本文的范围而言﹐这一演化背后有两种重要而相关的外部性需要明确提出：职业外的政治经济环境﹐和西方以外的文化地域包括亚洲和中国。”
《交流》并没有详细地分析第一个外部性，也没有分析新兴技术如计算机技术对近期西方建筑师实践的冲击——而该点在迈克尔· 斯皮克斯的写作中占据着重要分量，《交流》集中阐述了第二个外部性：亚洲和中国的“激烈的实践和实用主义，通过象雷姆 · 库哈斯这样的媒介，向西方的后批评主义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推动。”
亚洲和中国确实存在着的“激烈的实践和实用主义”，而库哈斯确实凭其全球性的视野和对不同地缘政治、文化的敏感性对亚洲做了些独创性的研究，但问题是“向西方的后批评主义发展的推动”究竟体现在哪里？很遗憾，笔者很难从《交流》文中看到清晰的论述。该文读解了库哈斯对新加坡的研究，提到库哈斯为新加坡摧毁传统城市肌理、重建以“巨构”(mega-structure) 形式为中心的现代新城的做法辩护，但没有进一步分析新加坡这种做法、或者说库哈斯对这种做法的辩护与简· 雅各布斯(Jane Jacobs)之后的欧美城市状况和城市思想是否还有任何关联性；该文提到库哈斯对中国珠江三角洲的研究，但并没有深入介绍库哈斯的研究究竟做了什么，西方对该研究的反响究竟如何，而仅仅重复这样的判断“库哈斯正在从中国和亚洲吸收能量，改造西方的批评思想”，并将《大跃进》一书赞为“建筑思想史路标”。
这里暂且不论《大跃进》本身的质量如何，笔者宁愿将它作为西方现代批评传统的一个延续。直面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所制造的戏剧性的现实，把一个为西方正统学界不愿正视的城市塑造为一个“全新的”范式，以期挑战传统观念，开阔建筑学（或城市、文化研究）的视野——这毋宁说是一种西方现当代理论界的一种特定写作策略：罗兰 · 巴特跑到东京，为其街头的“空无的能指”所叹服（《符号帝国》，1970）；瑞那 · 班汉姆（Reyner Banham）选择洛杉矶，将其认定为“在车轮上运转”的“后都市”文化的代表（《洛杉矶——四种生态的建筑学》1971）；罗伯特 · 文丘里流连于拉斯维加斯，为大众文化品味赞叹不已（《向拉斯维加斯学习》1972）；雷姆 · 库哈斯的特别之处在于不停地调换他所钟情的城市，但述说的故事却多少有些大同小异：资本对城市中的自然资源进行无止境的剥削、城市建设的超常速度、密度和尺度制造出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噩梦或壮美、技术将消费和享乐中的人群推向彻底的颠狂之境：从纽约（《颠狂纽约》1978）、到亚特兰大(《亚特兰大》， 1987-94)、到新加坡 (《新加坡歌集》，1995)、再到珠江三角洲(《大跃进》，2001) 等等。
能不能这样说：资本和市场所到之处便是“激烈的实践和实用主义”兴起之地——从这种广义上来说，1990年代的珠江三角洲也许并不比1910年代的纽约、1970年代的洛杉矶、拉斯维加斯、1980年代亚特兰大、东京和新加坡、甚至今天的迪拜独特到哪里去？正如美国地理学家大卫 · 哈维（David Harvey）以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所出现的过度积累与其无法遏制的扩大再生产的冲动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该矛盾驱使资本主义不停地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和再组织地理景观。它会在某个特定时间、地点以自己的图景和要求创造出社会和物质景观，也同样会在晚些时候削弱、中断和摧毁那些景观——如此往复、永不停息。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资本的迁移会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和地点制造出很多政治、文化上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实际上是有限度的。8
显然，库哈斯的《大跃进》更感兴趣的是珠江三角洲所呈现出的“差异”——他称珠三角城市群为 “City of Exacerbated Difference”。但越过那些缭乱的图片展示和夸张的文笔描述，那些“差异”真的有那么独特吗？或真正的问题是：仅仅因为“激烈的实践和实用主义”而制造出来的“差异”背后一定会有独特的思想或全新的范式吗？假设《交流》的判断是对的：“走向经济强国的中国，可能在相当时期内是世界上最大的“后批评”动力出口国。 ”那么，笔者迫切希望能看到进一步的分析：这“动力”到底是什么？仅仅是“激烈的实践和实用主义”本身？那么推动该动力的动力又是什么？
《交流》在这里略过了必要的分析和解释，仅仅铺展开自我指认式的猜想和判断：“中国似乎在等待得勒兹世界的到来……也许，来自中国的动力实际上就是‘投放’、‘实用’和‘图表’式的，就是苏摩、怀汀、德勒兹和戈塔里企图把握的那种‘物’的能量和欲望。而这种动力看来将持续不断地从中国流向西方和世界，推动今天走向后批评实用主义的历史性转变……”这种言论让笔者不禁想起斯拉沃热 · 齐泽克（Slavoj Zizek）对西方“雅皮阅读德勒兹”现象的辛辣批评：德勒兹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饱含着激进的政治思想——资本主义“精神分裂之流” 四处奔突，冲击着所有地域、文化的界限以及自身的极限，内含着巨大的革命潜力，为人们重组进步政治带来希望——而这些概念在一些西方“城市小资”那里，成为完全非政治化（apolitical）的形式审美玄想！9
雅皮阅读珠江三角洲会怎样？非政治化的态度可以导致对哲学、政治观念读解的过度美学化，也同样会导致对现实读解的过度美学化。《大跃进》对珠三角城市现象的图片展示乍看确实给人以“新鲜”的感受——笔者猜想特别是对那些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来说。但对现象的分析仔细读来却相当浮浅——至少对笔者个人来说。这种报告，尤其是后来受其影响涌现出的众多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在笔者看来，大有形成后现代式的“图像拜物教”的趋势：那些无尽的、错综纷乱的图片展示，看似具体，实际上却正在将人们的感觉和关注从物质世界的经验中抽离，转移到无尽的、美学化的“再现”(representation) 的网络中。它们取代了研究者对历史语境的读解、对社会政治、伦理、公正性等重大问题的注目、对社会现实和日常生活的真正关怀——它正在成为建筑知识分子自娱自乐、回避现实的游戏！
最重要的是，任何一个城市和建筑文化都不是为某个单一的思想范式或批评立场而存在，也不可能单纯成为外来游客的欲望和价值观的投射场。资本的热潮总会迁移，思想的范式总会过时，时髦的Party终将结束，凑热闹的游客们到时会悉数离场。而建设起来的城市将永远留驻在那里，无数居民将把他们的世代生活寄托其上，为曾经和将来发生的一切埋单——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中国本土建筑师，那些真正置身于政治、经济、文化的漩涡中，置身于城市、建筑发展的生机和危机中，不是为西方提供什么“后批评”动力，而是向中国人的生活负责的建筑师们，他们的伟大使命、责任和意义才真正呈现出来。
1　英文原文: Jianfei Zhu, “Criticality i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e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Vol 10, No 5 (November 2005) 479-98； 中文: 朱剑飞, 薛志毅译. 批评的演化: 中国与西方的交流, 发表于本期《时代建筑》, 2006/05。另：关于英文critical 一词，笔者本倾向于翻译为“批判”，但在此为与朱剑飞文相一致，本文也全部译为“批评”。
2　乔治·贝尔德的 “Critic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 Harvard Design Magazine， no. 21， Fall 2004/Winter 2005: http://www.gsd.harvard.edu/resea ... m/back/21_baird.pdf) 一文将“批评主义”和“后批评主义”的争论放入西方当代建筑学发展谱系和时代变迁背景中考察，并呼吁同行在众多文化元素尚不能汇入一种新的整合的建筑实践理论之前进行“仔细的反思”。该文在笔者看来是目前为止对“批评－后批评”争论最清晰、准确和公允的评介，同时该文也是《交流》在阐述该问题时所采用的中心参考资料，因此针对本文第一个问题，笔者利用了一些对贝尔德一文的细读与朱剑飞的观点相对照。
3　George Baird, 21.
4　同上, 20－21
5　笔者也注意到，相比英文原稿，中文翻译在语气上的加强更加强化了《交流》中的本来就已过于黑白分明的结论。试比较：英文原稿：“While there is an argument for post-critical pragmatism beyond criticality in the west, there is a rising critic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beside brutal pragmatism”；中文翻译为：“在西方﹐后批评的实用主义正在超越批评主义传统﹔而在实用主义当道的当代中国﹐批评主义却开始兴起。”
6　George Baird, 21.
7　同上。
8　David Harvey,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333.
9　斯拉沃热·齐泽克，斯洛文尼亚哲学家。参见：Slavoj zizek, “The Ongoing ‘Soft Revolution,’” Critical Inquiry, Vol. 30
三．中国的“批评主义”批评性在哪里？
《交流》认为：正当西方从“批评” 转向“后批评的实用主义”时，“在实用主义当道的当代中国﹐批评主义却开始兴起。”在这里《交流》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字面上的矛盾”：在前文对西方“后批评主义”的论述中，资本和市场是“后批评”的基础——因为资本和市场催生出“激烈的实践和实用主义”，从而为“后批评”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而在后文对中国的“批评主义”的论述时，资本和市场反而成了中国建筑师获得“批评性”的前提：“在目前的中国﹐市场经济的繁荣﹐引出了自由和批评的呼声，以及个人针对主流习俗及权力形式试行批评的空间的拓开。”这种“字面上的矛盾”或者说概念的翻转意味着什么？笔者将在稍后尝试进行分析。
对中国兴起的“批评主义”，《交流》首先对九十年代后期出现的一组青年建筑师进行了群体性的描述，然后对张永和、刘家琨、马清运三个建筑师做了具体介绍。在以下分析中，笔者将《交流》统一论述的“批评主义”分解为两条线索：建筑“本体语言的批评性”和“社会性实践的批评性”，而笔者的疑问则沿它们展开。
这样的分解，是因为笔者除了顾及到“批评性”观念本身的复杂演化外，还考虑到建筑学自身特点与“批评性”之间的特殊关系。通常，一个建筑师的实践会同时触及两个界面，当然不同建筑师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一方面，建筑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表现形式，其势必牵涉到语言的自主性问题：建筑艺术不同于叙事艺术（如影视、小说）和造型艺术（如雕塑、绘画），它的语言是由特有的空间、形式、建构等元素构成；另一方面，建筑设计作为一种物质性、社会性的实践，其责任在于为人营造生活环境和文化语境，它与社会、人的生活世界的各个层面的联系如此紧密，使它成为一门在语言上不可能达到绝对自主、而只能维持相对自主性的学科。在展开对中国建筑师的“批评性”的讨论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两条线索上的“批评性”分别进行一下概念的梳理。因为尽管两者常有重叠、交叉之处，但在分析中如不清晰地把握各自的深层脉络，论述很容易在两者表层的相互缠绕中丧失特定性——这恐怕也正是今天“批评的建筑学”沦为一个如此空泛的口号而迅速贬值的原因之一吧。
单纯建筑语言工作本身是否可能达到一种批评性，这种批评性是针对什么的批评？这些其实都是有争议的话题，笔者这里举三种立场加以说明：塔夫里、艾森曼和弗兰普顿。有趣的是，作为建筑“批评性”的最重要的思想源泉，塔夫里本人从未提过“批评的建筑学”(critical architecture) 这一概念，而仅仅坚持 “对建筑学的意识形态批评”（critique of architectural ideology）。纵观塔夫里的写作，如果非要提取一个“语言批评性”主题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说：“语言批评性” 在塔夫里眼里是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十八世纪意大利皮拉内西（G. B. Piranesi）的蚀刻画中对建筑古典语言的颠覆和对片断化语汇的弘扬形成了对启蒙运动的理性至上的观念的批评，代表着西方“前卫建筑学”的崛起。而前卫建筑学自此要存在下去则必须通过不断的自我颠覆来一次次获得重生——1920－30年代欧洲的先锋派建筑运动正是这种工作的全面展开，但其力度到了1930年代末期已经彻底丧失。先锋派的语言探索最终被资本主义巧妙地利用，其“自主形式的理性”被用来作为对资本主义“残酷的理性”的粉饰，成为资本主义升华自身的手段。也就是说，塔夫里认为“语言的批评性”——不管是批评语言自身还是批评社会——在当代资本主义文化中已经完全不可能。而70年代初“纽约五”和意大利新理性主义关于建筑形式自主性的提倡，在塔夫里看来，不过是在构筑一个完全脱离社会现实的“闺房里的建筑学”。相形之下，作为“纽约五”之一的艾森曼恐怕是最极端地坚持“语言批评性”，而几乎不涉足“社会性实践的批评性”的建筑师：他一方面接受了塔夫里对现代建筑史的意识形态的批评，另一方面又深信建立在语言自主性观念上的纯形式操作既是对现代建筑语言风格化趋向的批评，也是以一种“否定的”态度对资本主义主导性生产、消费模式的批评。简言之艾森曼认为仅在语言范围内工作仍有潜力构筑起一种 “批评的建筑学”——这点显然受阿尔多诺坚持现代艺术语言自主性的观点影响。对于弗兰普顿来说，建筑语言无法象现代艺术语言那样单纯通过“颠覆”、“否定”来获得“批评性”。“建筑语言的批评性”，如果仍有可能的话，并不在于艾森曼式的抽象、玄奥的形式语言探索，而在于对建筑物质性（如材料、结构、地形、气候等）和人文性（如身体感知、地域文化、世界文化等）等多方因素进行创造性综合的“批评的地域主义”和“建构诗学”，它们是对现代主义先锋派过于抽象、风格化的空间、造型语言和拒斥传统的态度的建设性批评，更是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将建筑均质化、图像化趋势的抵抗性批评。可以看出，在弗兰普顿的主张中，尤其是在“批评的地域主义”中，建筑“本体语言的批评性”和“社会性实践的批评性”是相辅相成、无法截然分开的。
建筑的“社会性实践的批评性“体现在哪里？就冲击学科边缘而言，一些理论家如塔夫里认为在某些历史关头，当建筑语言探索与社会生活严重脱节时，建筑师只有勇于挑战自身行业的传统限制，积极介入城市规划、区域规划、甚至经济规划和政策制定等层面的工作才有可能使建筑学的智识有助于社会进步。在塔夫里给出的例子中，包括在1918－19年期间，促成英国政府设立“健康部”以改善公共居住和健康状况，并在该部门任“公共住宅总建筑师”的瑞蒙·厄文（Raymond Unwin）；还有在1925－33年期间，在柏林任 “城市建设顾问”（Stadtbaurat）、大力倡导城市公共空间和公共住宅小区建设的马丁·瓦格纳（Martin Wagner）；以及在1930年代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在政府机构中任职、全力投身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建筑师和技术专家们等。就立足于学科核心而言，一些理论家如弗兰普顿认为在建筑的批评性问题上，语言仅是一种手段，而最终目的在于社会参与：建筑师可以以一种积极介入和建设性的态度，以自己特有的知识理性和文化敏感性，通过设计和其它相关社会活动来反抗文化和生活环境中的异化因素，以协助人性获得解放。笔者想到的实例之一是1990年代美国建筑师萨米尔·马克比（Samuel Mockbee）带领的“乡村工作室”（Rural Studio）的实践：为改善阿拉巴马州贫困乡村的生活质量，建筑师发起社会集资活动，并带领建筑学生们直接参与到对当地集合住宅和社区建筑的设计和建造活动中。他们的作品，按照传统学术标准也许并不具备语言的“批评性”，但他们的实践行为，在一个以精英时尚为主导的、鼓励极端个人主义消费的文化里，具备着强烈的社会批评性。
在梳理了这两条线索的基础上，我们现在可以考察《交流》对当代中国建筑发展所体现出的“批评性”的论述。
1．建筑本体语言的批评性
《交流》一文首先集中探讨的是“本体语言批评性”问题。该文认为，它所论及的那组青年建筑师的批评性首先表现为他们对现代建筑语言的追求：“他们正以纯粹、解析、建构的现代主义语言﹐打破装饰的社会现实主义的中国现代建筑传统﹐及背后的自1920年代引入的巴黎美术学院的基本体系”，同时也抵制“近几十年来后现代商业符号化的设计潮流”。
在我看来，在如此广义的范围内谈论某个建筑语言体系具备批判性是困难的，至少有四点值得商榷：
首先，在今天，“纯粹的现代主义”与以巴黎美术学院为基础的“装饰的社会现实主义”之间的张力实际上已经消失。也许直到1990年代中期，二者之间尚有微妙的张力，而这毋宁说是两种语言所传达的对不同意识形态的象征意义之间的张力——前者象征着一个国人企盼的经济、技术、文化和政治全面“现代化”的崭新社会，而后者则指代着一个全面没落的集权帝国。10 但是这种语言之间的张力很快被消解了：今天前者已经成为一种各设计院、事务所普遍接受的规范性的建筑语言——当然创作质量高低另当别论——该语言也已失去了以前强烈的文化象征性；而后者几乎就不再被建筑师使用，至少不再给广大建筑师的创作构成压力。这种局面的形成，很难归结为一小组青年建筑师针对语言的“批评”工作而成，而更是我们社会中经济、技术和文化变迁所自然带来的设计语言的自然演化——英文有个形象的说法：“Anything goes”。
其次，“纯粹的”现代主义建筑语言与“符号化”的后现代商业设计之间的界限在今天也已经模糊起来，因而也不一定能真正构成批评的张力。在很多时候，前者才是现代商业文化的更强大的表现——那些遍布全球的晚期现代主义的玻璃幕墙会比文丘里式的符号拼贴的立面更具批评性吗？在另些时候，它不过指代一种“品味”甚至商业噱头——那些风靡世界、为各地雅皮们所钟情的极少主义时装店和过分“建构”的酷酒吧会比后现代式的仿古一条街更具批评性吗？
还有，中国日益开放、活跃的建筑市场、媒体和同行的交流活动，使得国际上通行的语言风尚可以很快折射到国内的建筑产品中——语言的质量高低另当别论。这种“语言爆炸”使得所有语言体系都在“语言碎片”的汪洋中丧失了自主性和价值深度，而仍试图将批评性“硬着陆”到某种特定语言体系上似乎是一种过于理想化、抽象化的文化观念。
如果换成艾森曼的思路：专注于本体语言的工作以获得某种自主性确实是一项“批评性”的工作，但那前提必须是建筑师在语言中工作的同时不停地挑战、颠覆既定的语言体系本身，而不是把语言看作一个静态模式，仅仅在设计实践中将其运用得更“好”——从这个角度来说，《交流》所提到的青年建筑师们的工作重点显然不在“语言批评”上，而其意义更体现在“语言运用”上——通过对现代建筑语言的积极运用使得该语言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扎根、生长。
《交流》对张永和、刘家琨的个例分析为该文论证增加了一些具体的质感。这两个案例确实是中国当代建筑语言探索中最令人信服的例证，但笔者进一步提出以下意见以供讨论：语言探索是一个学科赖以发展的内核之一。无疑，对空间、形式、建构等建筑语言的探索是当代中国建筑本体文化建设的中心工作，但该探索工作中有很大一部分——如空间感受、形式趣味、建构诗意等——是超出“批评性”的范畴的，它们同样是建筑学生命力的重要成分。对这部分生机勃勃的创作元素，批评家其实没有必要硬把它们纳入到“批评性”范畴内，而应采取另外的分析策略。比如《交流》中提到的张永和早期就开始并在以后实践中多次出现的研究课题：“自行车的机动性、电影的体验、透视盒与照相机、明清时期中国绘画中欧洲技法的运用、传统民居的材料、空间和形态”等，再比如刘家琨“红色年代”上的红百叶窗架和四川美院雕塑系对大体量和地方材料的运用等，这些元素究竟是特定的对建筑语言的“批评”，还是在宽广意义上的对建筑语言的“探索”？是不是在今天的中国，对建筑本体语言的探索本身就能自动获得一种文化上的批评性？那么这种批评逻辑是不是过于简化？笔者对此没有清晰答案，不妨在这里留作一系列开放的问题。
注释：
10 一个典型的例证是柴裴义的国际展览中心二号馆设计在八十年代晚期曾被看作进步的现代主义在中国战胜保守的传统主义的典范。
2．建筑社会性实践的批评性
随着论述展开，《交流》开始涉及到“社会性实践批评性”问题。该文认为所述小组建筑师中某些成员最近又开始从反对“社会现实主义”的“右倾”立场转向一个新的“左倾”，“以抵抗市场经济中唯利的资本主义因素”。由此，《交流》的论述从单纯的“本体语言批评”问题进入了“本体语言批评”和“社会性实践批评”两相缠绕的状态，而笔者在这里尝试的是全力追溯出后一条线索。《交流》中引用了三个建筑师的阐述作为例证：张永和的“第三种态度”：“保持建筑学自身的价值，以抵抗资本主义因素，又要与客户或开发商合作，争取在‘根本问题’上赢得认同，以服务于大社会”；刘家琨的对一些城市项目“跃到起点、介入策划”：“主动与客户合作，在资源的最初预算中纳入‘都市需求’和‘公共话语’，引入对社会利益的考量，并维护建筑设计自主的美学追求”；马清运的“批评思想和商业实践结合在一起”等——仔细读来，这些建筑师们的字面表述虽有差别，但实质意思是近似的，即他们都相信在当今中国进行一种批评性的建筑社会实践是必要的、可能的。
批判性社会实践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建筑师对社会主导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中的不合理成分持批评性态度。这里有必要拉开镜头，整体审视一下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状况。《交流》中几次提到的“自由主义”与“批评性” 的关系是个重要概念：“或许市场经济、自由主义和批评建筑之间潜在着一种必然的社会逻辑的关联”。按照当代中国的社会语境更确切地说，不是建立在经济自由和信仰自由基础上的古典自由主义，而是“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 即相信尽量压低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力量，仅仅通过自由市场经济本身便能最大限度地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经济思想——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主导性意识形态。11
自80年代年初，中央政府通过将经济开发权力下放到地方，尝试将一个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一个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转化，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并使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之一。然而，经济改革所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后果却是当时改革者和大众所始料不及的。近期，面对众多严峻的社会问题，中国知识界已经开始了全面反思。
在保证自由市场平等、公正运转的法律机制尚未建立、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日益减弱以及各地普遍缺乏理性规划的状况下，“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除催生出层出不穷的腐败外，还制造了大量高速运转但非常任意、没有协调性、浪费性极强的开发项目。这些开发在高速损耗国家的自然资源，导致环境恶化的同时，也开始破坏社会结构的均衡性：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使得一个新的权贵阶层迅速成长起来。该阶层正在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将政治和社会资源征敛起来据为己用，而与之相伴的则是社会公正、平等性的丧失和公众福利系统的崩溃。如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包括某些官方主流经济学家的分析，以改革开放为契机的“新自由主义” 经济探索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发展到今天，已有多种迹象显示出它有可能正在滑向它所追求的反面：一种 “权贵社会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相混合的保守的政治－经济形态。12
这种急速演变的政治－经济形态对当代建筑文化的影响在哪里？笔者首先想到的是九十年代中后期所出现的“实验建筑学”（《交流》称之为“批评主义”的诞生）——不管今天看起来该词充满多少歧义和偏差——显然带有那个时期鲜明的“新自由主义”文化特征：在举国上下都真诚、热切地希望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探索逐渐走向一个全新的自由、民主和富强的现代社会时，一些青年建筑们也开始积极倡导“自由”的“实验”。这种建筑“实验”，不管是定位在对“新”意识形态象征性的表达上，还是本体语言的基本建设上，和当时其它各领域的文化探索一样，除了泛泛的“自由主义”政治态度外，并没有清晰的社会价值判断，其工作的重点几乎全放在了建筑语言的探索上。
面对今天政治－经济产生新的格局、社会阶层急剧分化、各种社会问题相继暴露出来的状况，九十年代中后期所兴起的那种“无价值判断” （value free）的语言探索，虽然现在仍是主导性的建筑实践模式，但似乎已开始呈现出某些分化的裂痕：当一些建筑师的语言探索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新崛起的权贵阶层专用的文化表现符号，一些建筑师仍相信建筑语言的自主性可以超越历史、政治等社会性语境时，另一些建筑师则试图扩大视野，关注一些与社会联系更密切的问题，如城市、环境问题等，有些则开始表达通过专业手段在权力、资本和公众之间努力幹旋的愿望。
现在回到前面提到的《交流》中 “字面上的矛盾”：为什么资本和市场既能成为中国九十年代中后期建筑“批评主义”诞生的基础，又能为今日西方甚至亚洲、中国的“后批评主义”提供动力？这并不是字面上的矛盾，而从某种程度上可说正符合资本、市场发展的文化逻辑。《交流》中几次简略提到的当前中国与十九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纵向历史类比自然是一种洞见，但笔者还想补充的是横向的、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发达国家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晚期资本主义的要义在于：以“自由”为契机，冲破国家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僵硬界限，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过于饱和的资本积累向其它地方疏散，以期在新的地理空间中重组商品生产和消费体系（珠江三角洲的早期发展显然得益于对香港的过剩资本积累的吸收）。如果说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主导追求是增长，而不管任何生态、社会和地缘政治的后果，那么它在文化上则鼓励产生多样性——至少是表面上的多样性，使得文化呈“片断化”状态——实际上是连贯的资本运作逻辑支撑起来的“片断化”，使得任何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经济条律以外的社会共识都显得不可能。13
这种文化逻辑的积极的一面在于为人类探索众多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提供丰富可能性，也同样为人们挑战僵硬主流话语提供一定的潜力。简单说来，众多西方建筑的“批评主义”工作，是建立在启蒙传统上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条律的长期不懈的“破除神话”的文化工作；而中国九十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实验建筑学”（或《交流》的“批评主义”的诞生）的背景则可概括为共同反抗集权政治体制和僵死文化状况的两方面力量的汇聚：其一是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文化界兴起的追求思想和人性解放的“新启蒙”运动，其二便是这里着重探讨的资本、市场的引入为激发文化活力提供了潜力，也即《交流》中所说的：“市场经济的繁荣﹐引出了自由和批评的呼声，以及个人针对主流习俗及权力形式试行批评的空间的拓开。”
但在另一方面，《交流》忽视的、而笔者认为必须指出的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对批评性的滋养是有限的。它在催生出一些通往“批评主义”的线索的同时，也生发出强大的力量来阻挠它们。例如，它所制造出来的消费主义者对商品的拜物教文化——在今天建筑界尤其表现为对奇观图像、对高新技术的拜物教，趋向于遮盖建筑师对建筑产品背后的生产关系的深入读解，促使建筑知识分子放弃任何在宽阔历史图景中对社会共识的思考，放弃对社会物质生产系统的基础性的批评工作，而全身心地沉浸在专业领域与市场的一对一关系中，沉浸在对片断化建筑产品的制造中——这不正是当代西方“后批评主义”话语强调放弃“大”理论而追求“轻松”实践的文化背景？这不也正是很多中国建筑师仅仅穷于应付产品订单，而对自己产品的意义和社会后果漠不关心的原因？
现在，笔者建议的是：让我们抛开 “批评”、“后批评”争论的所有细节——这些源于西方的争论到了中国，在笔者看来甚至不应再被仅仅看作“纯学术”或“纯意识形态”的争论，因为当这些话语过于龟缩在学术象牙塔中时，它们会使得学者们倾向于对最紧迫的社会现实视而不见——让我们直面中国的现实，考虑当资本主义与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相结合时所产生的两个根本问题：1. 资本主义在不停地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中，对自然资源的剥削冲动是没有限度的，而自然资源本身的储量却是有明确限度的——该矛盾对于一方面充斥着大量非理性的开发项目，另一方面自然资源极度贫乏、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显得尤为突出；14 2. 资本主义所导致的文化片断化倾向，在带来局部的文化活力和某些个人自由的同时，也阻碍着人们得以进一步平等交流、生发出更具丰厚文化意义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的发展——该矛盾在中国，与中心权力对民间话语的强力控制结合起来，形成精英至上、公众意识严重匮乏的文化导向，对大众媒体、专业媒体和专业教育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在众多唯利是图、无视社会责任、公共空间和公众利益的开发项目中频频凸现出来。15
显然，我们的社会如要和谐地存在下去，在每个矛盾内部都必须要有某些“批评性”的力量进行积极、不懈的干预和调节。虽然那些脱离历史语境、回避政治关系、无视社会状况的关于建筑发展的抽象言辞和形式探索自有其自我指认的意义，但一个追求“批评性社会实践”的建筑师怎么可能回避上述问题？
“批评性的社会实践”绝不应成为一个空泛的修辞性口号。它在中国当代政治－经济状况下，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在人口膨胀、土地利用、生态保护、公众居住、城市公共空间和社会公正性丧失等诸多问题涌现的历史时刻，显得至关重要。我们建筑师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地需要针对这些问题，从自身行业的立场进行探讨、摸索。以《交流》中提到的个体建筑师为例——该文仅仅援引了建筑师们的文字声明而没有具体分析他们的实际工作——我们热切地关注：张永和的“第三种态度”究竟在哪里定位，能在哪些“根本问题” 与客户或开发商上赢得认同，如何做到“服务于大社会”？刘家琨的“跃到起点、介入策划”，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能“在资源的最初预算中纳入‘都市需求’和‘公共话语’”？马清运究竟怎样使得“批评思想和商业实践结合在一起”？总之，中国建筑师究竟还能否真正进行一种“批评性”的社会实践，如何体现？现在还仅仅是提出问题的开端，所有积极的实践探索和理论争鸣，都将为此历史关头的中国建筑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
注释：
11　关于1978-80年间在中、美、英等国相继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思潮，以及该思潮在随后二十多年来在各国发展中呈现出的异同性，参见：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关于中国“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在1989之后发展的详尽分析，参见：汪晖 Wang Hui，China’s New Order: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rans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2　参见：朱中原. “权贵资本主义”与“权贵社会主义”
13　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生产与其文化逻辑之间关系的分析，参见：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Geoff Bennington and Brai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the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46 (July/August 1984): 53-92;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1990) 。
14 笔者的《是“中国式居住”，还是“中国式投机＋犬儒”？》一文（《时代建筑》，2005/03），意在通过别墅区开发的具体案例以分析在中国极有限的土地资源与开发商无限的投资/盈利欲望之间的根本矛盾, 以及建筑师在其中扮演的社会角色。
15《是“中国式居住”，还是“中国式投机＋犬儒”？》一文也同样意在对当前中国精英至上的文化导向提出批评。
四．对中国建筑师的呼吁
当代中国建筑学发展的艰难之处在于在短短二十年来经受了巨大的“时间－空间压缩”过程。建筑学本质上弱于对表层文化变动进行瞬间、即时的反应，而长于缓慢、稳定地承载文化的积淀——然而由于资本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格局中骤然引发出如此高速的城市发展，建筑学，这样一个本质上缓慢的专业，在中国却要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承担太多的任务：中国建筑师作为商品制造者，置身于大生产的循环中，不可避免地要满足大量产品订单；作为文化表现者，要在文化传统断裂的零开端开始语言的建设，并期待在短期内发展出“成熟的”语言；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又要在急速变化的社会中为自己的工作在政治、文化演化中精确地定位——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不管怎样，愈加清晰的是：中国新建筑探索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萌动、九十年代中初露端倪、到今天已经初见成效。在形式语言的探索工作本身仍需加倍努力地展开、推进的同时，面对新的政治－经济格局、众多社会问题开始涌现的状况，中国建筑师脱离历史语境、回避政治问题的“无价值判断”的实践模式本身也到了一个亟待反思的时刻。
在这一点上，笔者看不出与西方“后批评主义者”进行对话能有任何帮助——他们中有多少能严肃、真诚、透彻地认识或在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中所隐含的社会危机？而在本身就没有“批评”传统的中国，宣扬“后批评”的“实用主义”观念，强调“效益高于批评”，最多不也就是助长中国本已兴盛的唯利是图的商业主义思潮？
谈到西方的理论和实践的分离“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交流》认为“一个脱离实践或切断理论和实践关系的自主性﹐是没有必要吸收进来的。在此瞬间﹐中国建筑师获得了相对的优势﹐可以抵制西方批评主义的负面影响。”笔者当然也不赞成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状态，但想补充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本没有建筑理论－批评传统的国度，如果从一开始就指望新诞生的理论－批评的功能仅仅在接受既有的实践模式和成果的基础上与实践对话，而不允许理论－批评提出独立的思考甚至挑战性的质疑，我们将永远不会进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状态，而只会让理论沦为替实践辩护的工具，而实践在盲目中耗尽活力。
理论和批评的要点不在于工具化。即使按照号称“反理论”的理论家、倡导“实践理论”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说法：理论在于“使得行动具有智识”——建筑理论在于使得建筑师在实践过程中能拥有一种对其建筑产品所拥有的“当代性”和它们所带来的社会后果的意识。没有对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的严谨分析、没有对专业如何在现实中精确定位的深入思考、没有对自己产品的社会后果的强烈责任感，一种富于创造力、进步性的实践怎么可能形成？
如何能在人们的创造、消费冲动与有限的自然资源之间取得平衡？如何能既满足当今人的生活要求，而又不以牺牲后代人的生存空间为代价？中国建筑还有没有可能获得社会参与和形式审美的高度整合？这些问题，只能靠中国建筑师自己的艰苦摸索来获得答案。在此，笔者不妨再次引用贝尔德对“批评”、“后批评”争论者们的呼吁——该呼吁对今天的中国建筑师也同样有现实意义：
“我能否以这样一个呼唤作为结论——在各种角色（批评、创新、本真性和扩大了的文化可能性等）能与一种面向我们时代的、新型的、“可操作的”行动理论整合起来之前——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进行更加仔细的反思？”
2006年6－7月
（本文发表于《时代建筑》2006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