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理论时代实用主义的中国当代建筑设计——从北京到伦敦中国当代建筑伦敦展随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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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度态dotA；原文发布于《城市·环境·设计》064期，2012年8月；作者：高岩
概述
无意识被动也好，有意识主动也好，我们中国的当代建筑恰恰是高强度的验证了西方学术界最新的议题‐后批判(post‐criticality)或者实用主义（Pragmatism） 。“我们在文化机构，学术界和城市更新的经历，虽然没有意识，但却极具意义地使跨越不同城市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新血统合法化，结果是引领到‘去政治化’（de‐politicisation）或者‘后批判’的状态。” 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筑师面对无法预知的未来，更多的是＂做＂而非＂想＂，在中国更是没时间想。无论选择哪个方向，实用主义的中国当代建筑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见招拆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事和面对现实特定条件的各种问题，从结果的效果中提取经验和知识。如果上升成为实用主义建筑设计的态度和做法，就要不被既定的建筑专制束缚，就要延续后批判的批判性，就要依靠相关行业的进步实现高质量的完成度，从实践中悟出新理论，再从实践中不断修正旧理论。
2002 年，Rem Koohass 在《大跃进》一书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的中国建筑师：“中国建筑师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具影响力、最强大的建筑师，他们以最短的时间，最低的费用建造最多的建筑。中国建筑师的数量是美国的1/10，用1/5 的时间建成美国5 倍建筑量，然而设计费用却只有美国的1/10，算起来中国建筑师的工作效率是美国的2500 倍。”然而，9 年后的2011 年，原OMA 的右手，CCTV 的负责建筑师Ole Scheeren 这样对西方媒体描述中国建筑师：“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她正在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创意的产地。这将是未来的事实，不再是‘中国制造’，而是‘中国设计’。”今天，历经过去30 年的＂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的建筑师开始显露头角，“量变终于引起了质变”。从张永和和马青云分别担任美国两所著名高校的系主任和院长，马岩松作品在国际媒体的闪亮登场，直到最近的王澍摘得建筑界的＂诺贝尔＂-普利策奖，中国建筑师也可以在西方文明主宰的国际化舞台上发声了。
中国建筑师有意无意地发现了可以登上国际舞台的时机，这也促成了为响应国家文化建设策略的此次伦敦当代中国建筑展。
在国际公认的创意之都伦敦举办展览，策展团队开始是忐忑不安的，“只要不丢人就好”。如何能让西方在了解我们已经声明远扬的明星建筑师的基础上，认识更多的、更有代表性的，工作在建设一线的国内知名建筑师身上，展现一个更多彩，更真实的中国当代建筑的现状，成为我们这次策展的一个主题思想。展览结果出乎我们的意料，开展当天，能容纳250 人的报告厅挤得满满的，连晚到的Zaha Hadid 都只能站在后排。有人不禁乐道：能让Zaha 站着听讲座的恐怕也只有中国建筑师了！听了这样的评述，心中油然升起的＂快慰＂却总觉得是打了折扣的。
活动期间和英国建筑师交流的时候，我越发感觉是这次展览的成功离不开“集体”的力量：在纵向上，通过《建筑学报》过去30 年封面的集成，体现了中国当代建筑压缩了时间跨度的历史；在横向上，有产能巨大的大型设计院的主持建筑师，和多个成熟民营建筑设计事务所的创始人，既有可圈可点的个案，也有整体多样化的效果。正如古谷诚章描述的“亚洲的建筑文化特点就像一个火锅，把很多新鲜的东西放进去，同时也要不断拿出旧的东西”。i 这个听起来中性的表述，积极的看，表达了我们的活力和活性；但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我们发展过程中的非连贯性、武断性和无关性。即使是一个火锅，我们也需要定义品牌是＂小肥羊＂，还是＂东来顺＂，才能让我们的建筑事业和建筑话语相辅相成，和谐发展，才能更好的找到自己在国际上的位置。在这点，日本建筑师显然已经先我们一步做到了。Rem Koohass 在2011 年借新作《日本项目：新陈代谢主义论述》的一次日本论坛上这样评论：“如果环顾世界的建筑，我个人认为日本建筑的水平是最高的。因为日本有一队超群的天才建筑师，他们更像是一个团队，不像世界其他地方的建筑明星个体，他们之间更多的是竞争，从来不交流”。
这似乎为我们中国当代建筑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先从个体的层面上看，这次参展的主流建筑师，大多数接受的是在当时没有和世界同步的，掺杂了苏联社会主义建筑风格，西方现代主义为主的和中国民族化的建筑教育，由于政治、经济、技术、制度等多种因素的限制，我们总是处于一个被动学习别人的位置。当越来越多的年轻建筑师从西方学成归国后，我们的建筑话语开始迅速热闹起来，尤其是在中国经济一支独秀，全世界的建筑师涌向中国的时候。如果了解这些建筑师的求学的因，就不难理解各自独特设计风格的果。可这些积极的因素，似乎并没有帮助我们理清头绪，指明方向。从建筑师的角度讲，我们多数时间还是被实践牵着鼻子往前走，受到经济和政治为主导的权力的左右。比起风水先生，我们的对于决策的影响要逊色许多。也许是中国真的太大了，当把这些个体放到一起的时候，似乎很难找到一个能承载所有人的话语平台，让我们变成一个力量更大的团队。这也导致了不断有人站出来大声疾呼我们中国当代建筑民族性的意识形态在哪里？于是听到很多＂天人合一＂，＂顺应自然＂之类的依赖老祖宗昨天思想精髓的陈词滥调，而忽略了我们也在基于今天为明天创造传统的机遇。王澍显然已经超越了这个问题的设定，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但是，我们如果从现在开始都作＂王澍＂式的中国建筑师，就又会有问题了，因为王澍的建筑是从中国文人和建筑本体出发的建筑，他只能代表一棵树，仍然不能代表我们这片品种繁多的“树林”。
这就必须谈到第二个话题，集体层面上的共性问题。我印象很深的是一次早餐上，和王辉聊起这次展览的感想，他用了Pragmatic（实用）这个词，情感上带有一种贬义，我理解在这个语境下更接近于论理层面的功利主义，它缺乏西方实践建筑师那种和理论及知识的互动关联。这一点我们无法否认，在从开幕式当天我们建筑师的讲座中，更多的是就项目本身的描述性话语，缺少更多的关于内涵的揭示和结论性的启发。朱涛也批判性的指出了中国当代建筑“摸着石头过河”的缺乏理论和衡量标准的问题。笔者理解他的意思是基于当下的、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能对实践做出指导的属于中国建筑师自己的理论，而不是让我们去盲目地补西方建筑发展的各种思潮和知识，不然，等到我们自认为已经补好课的时候，有了各种理论充实自己的时候，却发现西方的学者们已经在讨论＂理论已死＂的议题（Michael Speaks, the death of theory），就如同Gilles Deleuze 以哲学的方法断言哲学已死一样，把那些之前的理论故意忽视和排除的话题，以同样系统化的方法，编入新的理论体系。我们难道甘愿停留在永远追赶别人的地位？
诚然，我们的这种＂什么都可以＂（Anything goes)的试试看的态度和做法，是被发展的波浪推来推去的被动行为，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看过几本由我们中国建筑师自己写的、涉及当代建筑的理论书，就不难体会到繁荣表象后的一种令人不安的“空虚”。比起西方学术在经年累月建立起来的批判性的建筑话语的基础上，精炼出针对当代建筑和城市的后批判（post-criticality)，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实用主义（pragmaticism），看似很难攀附。但实际上，中国很多发生的被经典学者们批判的＂眼球文化＂（imagery culture)，＂标志象征性（iconography）＂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世界上很多迅速发展的地区，甚至发达国家都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无理论化＂的建筑实践和事件，比起西方主流建筑的停滞不前(stagnation)，中国建筑界的迅速变化应该是一股产生新可能的力量。
对于理论和标准的“缺失”，可能会导致对自己过快的批评，这样做会蒙上了我们看到由实践引导出新理论的“眼睛”。当我们无法用已有的理论指导我们实践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费劲周折从已有的档案库里找一个标签贴上呢？即使西方的建筑实践，也并不是像我们想像的那样充满批判性，Reinhold Martin 就后批判（post-critical）的论题上就一针见血的指出建筑师从来就不象主义们构想的那样执着，总是在后期编辑上能够让自己的作品顺应他们意识形态的标语，当然这也是一种素养和能力。即使是从意识形态标准的层面上讲，并不是我们中国的当代建筑才缺失所谓的＂正确的意识形态＂。在2010 年威尼斯双年展的致辞中Kazuyo Sejima 妹岛和氏就提出了我们已处于后意识形态社会（post ideological society）；Eric Owen Moss 也直言不讳的提出他即使在家里的墙上贴着天安门坦克的照片，也绝对不会拒绝中国的项目；这又让我想起了DanielLibskind 的自我矛盾的行为，之前还在批评中国的政治性，指出不会接纳中国的项目，几天后就公布了他们事务所设计的香港理工大学的设计提案，以至于他要出来解释他理解的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政体＂区别＂。
所以，无意识被动也好，有意识主动也好，我们中国的当代建筑恰恰是高强度的验证了西方学术界最新的议题-后批判(post-criticality)或者实用主义（Pragmatism）ii。“我们在文化机构，学术界和城市更新的经历，虽然没有意识，但却极具意义地使跨越不同城市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新血统合法化，结果是引领到‘去政治化’（de-politicisation）或者‘后批判’的状态。”iii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筑师面对无法预知的未来，更多的是＂做＂而非＂想＂，在中国更是没时间想。在Critical Cities 一书中，引用了Danny Dorling 总结的实用主义下的城市业有5 种表现：
1, 建筑明星的精英主义（Elitism)；
2, 受邀才能出席的新部落主义排他性 （Exclusion）；
3, 城市和建筑设计限定的城市部分只为特定团体获益的偏见（Prejudice）；
4, 规划师，建筑师，开发商为了最大化商业利益而抛弃社会保障住房，转向私有或者半私有的贪
婪（Greed）；
5, 为了短期大事件而可以抹去任何家园和社区的歇斯底里（Despair）；
这是西方学者总结出的观点，恰如其分的形容了我们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和困惑。这5 点的提出，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客观陈述。只有在后者的基调上，才可能有Robert Venturi 的让我们惊讶的《向拉斯维加斯学习》，才可能诞生Rem Koohass 唤醒人们的《癫狂纽约》。这个时候的Peter Eisenman 的建筑自治的理论体系已然面临土崩瓦解的窘境。我们只靠观察记录，承认并系统整理纷乱的现实，然后开始贴标签是不够的。世界已经处于后理论时期，需要的是更适应变化发展的新理论作为前进的方向，是实证的、不断修正的结论和建议，是以建设批判性的态度面对从事现实、促进发展大方向的后批判。AD 的一期《理论溶失》（Theory Meltdown）的结尾，特邀编辑Luigi Prestinenza Puglisi 总结了后理论时期的四个方向：
1，以日本建筑师妹岛和氏为代表的抽象的，非物质的，关于审美的、纯粹的、精致的概念建筑。这类建筑为了能保持它承载的理念，而不会容忍现实的灰尘、混乱和时效。这个方向代表了这次中国当代建筑展的大部分建筑师和单位。由此联想到我们常见的比喻性建筑，它们需要的是更精到完成质量和建造工艺，以及对于符号学内涵的思考，而不是借用或者错用原有的建筑符号给自己穿上“表面化”的民族性。不然就会成为北京郊区的三圣＂化身＂的酒店，而不是FrankGehry 在西班牙Peix 酒店上设计的鱼。
2，关注建筑表现性能的新功能主义，它注重理性、简单化、明晰化和经济化，拒绝形而上的陈词滥调，比如大家都在乐此不疲地追求的可持续性发展。由留学德国的吴刚创建的WSP 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这个方向。
3，超越建筑本体的，探讨围绕人、社会展开的空间关系，这时的建筑已经成为一种媒介，而不再是最终目的。它摒弃发明＂新空间＂，而是刺激使用者重新发现已有的，但却已经发生变化的空间，比如OMA。这个方向的建筑师不是靠建筑学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而是借力于在参与不同项目的特定过程中，和不同学科碰撞后，浮现的期待和愿望。这一点对于我们有着大量工程经验，从项目策划阶段就参与的建筑师来说，十分受用。都市实践和MADA S.P.A.M.的很多作品体现着这个方向的智慧。
4，大胆预测未来的，审美和形式主导的建筑，比如MAD，Zaha Hardid。这类明星事务所已经成为一个建筑文化的标杆。这个方向符合广告宣传和投资盈利的的目标，即标志性的建筑更容易被消费的事实。但它本质上不同于那些在中国媚俗的，一味向政治象征性屈膝的，缺乏基本审美和建造工艺的伪建筑。
除此之外，我还想补充两点。
5，从材料、工艺和建造技术的角度，通过对建筑实现的过程的把握，激发物化的形态结果，比如张永和早期关于建造的思辨，以及王澍，胡越，刘克承的许多作品，都在这个方向上寻找自己的创作灵感和机制。国际上甚至把材料发展成为材料主义，强调通过研究材料部件组合的自身逻辑，生成超越主观设定的建筑有机形态结果。
6, 由数字化技术引起的新建筑美学和新概念，Patrick Schumacher 在饱受争议的Autopoiesis of Architecture 中提出的参数化主义。这里稍微多说两句，在作者翻译引入“参数化”、目睹了中国在3、4 年时间内“参数化”迅猛的发展，意识到很多把“参数化”误读成一种表面类型的危机，有人甚至把参数化和BIM 等“时髦”的词语罗列在一起，暴露了对于这些数字化技术应用背后的本质和动机。参数化并不是新的东西，我们的建筑设计伊始就是参数化的，它体现了建筑要通过可以量化的过程实现的属性。只不过计算机处理大量信息的强大性能，让我们能够通过理解事物之间的关系，在已有的“库存”中通过建构新的联系，超越了设计主观预设创意瓶颈。它不排斥主观性，因为设计过程中参数设定的本身就是主观的。同时让自上而下的设计，挪出一部份空间给自下而上的创生，即哲学层面的动机——Autopoiesis 自我创生，这个可以借助《赖声川的创意学》中的一段来理解：
“一次我和金庸吃饭，问了他一个只有金庸迷才问的出口的笨问题：‘你的小说是怎么写的？’…… 他说他花非常多的时间建立角色，在他脑中想好所有角色，角色完整到已经完全由生命的地步。他说，只要角色到了这个地步，把他们放在人和状况里，‘他们就会自己跑’。……把这些跟真人一样的角色放在一个个情境中，一起互动，前因推动后果，小说似乎就能自己写自己！这就是‘导因，不导果’的绝佳例子。”
这里的角色好比建筑设计中的各种因，之间的关系在某种机制的调动下就会导致自然形成的果。不过建筑毕竟不同于文学艺术，金庸的说法也是一种简化的比拟。“自我创生”不能放大成建筑师的“失我”和消极的“失控”，而是一种更高境界的“忘我”和更艺术化的“掌控”。
所以数字化建筑，如果只是停留在技法的层面，只是作为设计实现的不同工具和手段，不应该也不会成为当代建筑设计的一个方向，比如设计智慧含量最低的BIM。因为技术的更新是不可抗拒的，它肯定会发生，谁都想做的更快更好。探讨这个领域的时候，更有意义的话题是这些数字化技术带来设计师行为，思考方式，以及职业跨行业合作方式等重大变化。任何上述方向都可以应用数字化技术。它是过程，不是目的。只不过这个过程意义重大，因为它扩张原有的动机，增加新的无限可能。再往前推一步，就是智能建筑、智能城市，比如实验用机器人等人工智能的技术创造和实现建筑，这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出现。
这里借题发挥，多说了两句。言归正传，回到中国当代建筑。上述总结的这些方向并不是孤立、排他的，很多时候彼此交叉，我们的参展建筑师们的作品，都是对于各个项目特定文脉下综合考虑的结果。无论选择哪个方向，实用主义的中国当代建筑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见招拆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事和面对现实特定条件的各种问题，从结果的效果中提取经验和知识。如果上升成为实用主义建筑设计的态度和做法，就要不被既定的建筑专制束缚，就要延续后批判的批判性，就要依靠相关行业的进步实现高质量的完成度，从实践中悟出新理论，再从实践中不断修正旧理论。如Bernard Tschumi 所说，“实践本身就是一种理论，一种关于文脉的理论。”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文脉下的实践，已然鲜明的塑造了我们的大同和自我，定义了这个＂火锅＂的中国品牌，这片＂森林＂的地缘环境。中国当代建筑正在从被动无意识，走向主动有意识。
文章注释：
i 《亚洲的生活态度》，方振宁编辑，2010
ii 实用主义者忠于事实，但没有反对神学的观点，如果神学的某些观念证明对具体的生活确有价值，就承认它是真实的。将哲学从抽象的辩论上，降格到更个性主义的地方，但仍然可以保留宗教信仰。承认达尔文，又承认宗教，也不承认是二元论的，即既唯物，又唯心，而是认为自己是多元论的。
实用主义的主要论点是：
* 强调知识是控制现实的工具，现实是可以改变的；
* 强调实际经验是最重要的，原则和推理是次要的；
* 信仰和观念是否真实在于它们是否能带来实际效果；
* 真理是思想的有成就的活动；
* 理论只是对行为结果的假定总结，是一种工具，是否有价值取决于是否能使行动成功；
* 人对现实的解释，完全取决于现实对他的利益有什么效果。
iii Deepa Neik & Trenton Oldfield, The Urban Industry and its Post-Critical Condition, CriticalCities, Ideas, Knowledge and Agitation from Emerging Urbanists, Volume 2, 2010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liuman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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