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ED访谈——源计划工作室：泛城市工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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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UED杂志56期》 日期：2011年9月
UED：源计划的两位主创建筑师都有欧洲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当初为何作出这个选择？在国外与国内的作为建筑师工作和生活状态上又有何区别？
源计划：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现今社会和文化状态变化不断加速，要求当代建筑师不断地重新思考和定位，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如此。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完成了国内的学习便投入到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然而很快便发觉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与社会经济现状的极不对称，纯粹意义上的建筑专业设计基本处于一种无望的状态。于是寄望于到国外求学以开阔眼界和思维，希望找到新的设计定位。此时的欧洲建筑界实际上也处于对全球化进程的思辨当中，亲历这场建筑思辨加上与剧变的中国之间的距离使我们有机会反思中国城市和建筑的发展轨迹，重新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国内外的建筑和文化交流相对我们出国前后已空前的频繁，信息的相互传递也让国内建筑界似乎与国际同步。但国内外建筑师实践状态差异以我们看来仍然巨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在整体的专业层面，欧洲深厚思辨传统驱使建筑学科自发主动地对社会空间状态的变化进行持续地思考，并不断地寻求教育和实践的应对策略，使学科始终保持对经济现实的有效批判和推动。而在此时的中国，旧有的知识架构在高速的城市发展和新价值体系的冲击下早已瓦解，而新的学科体系远未能有效建立。建筑师在失去旧有制度的保护下被动地面对建设大潮，独立的思考和批判性的实践难免缺失。从个体层面看，西方建筑师的实践建立在稳定的行业标准和完善的技术支持之上，合理的设计建造流程可以保证建筑师可以自由配置和协调各种力量使项目建造达致最优的结果。反观当前绝大部分中国建筑师仍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行业标准和有效技术体系的缺失使我们在每个项目中都疲于解决种种难以预测的问题，深陷压力之下难以专注于建筑营造本身，导致建筑品质难以保证。如此状况导致了国内建筑师的两种极端，要么完全依据资本和市场的强势要求投身于大量性的城市建造，要么在较小的尺度和范围内依靠个体的努力建立一套操作系统，后者是许多独立建筑师目前所采取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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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D：当初为什么选择在广州开始建筑实践，又是如何开始的？
源计划：广州是粤文化的中心，选择广州，一方面是对原生地域文化的依恋，因为我们本身就成长于这个文化当中，另方面则是对剧烈空间变革之后的高密度城市状态的兴趣。传统上，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历史上是南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关口，本土和外向型文化的杂交使珠三角城镇有着自己独特空间和建筑构成方式，孕育出多样包容的粤系岭南文化。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珠三角是最早调整土地政策的地区，也是中国城市化最早的实验基地。同时，这个中国改革的前沿地在近二十年高速的经济发展下，城市旧有的空间结构在巨大资本运作和强烈的发展欲望所激发出的能量冲击下变得难以维系。城市的传统街区和大院街区所构成的水平城市逐渐被标准单元层的垂直塔楼所蚕食，城市肌理产生了裂变。在城市内外的双重压力作用下，传统的城镇结构被彻底肢解，转而成为孤岛式的城市碎片。
从国外回到广州初期，我们也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探索，这种中探索时至今日仍没结束，或者我们应该把这种探索一直延续。如果把这个过程看作实验的话，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在目前社会状态下的一个实验品。我们最初的实践包括了大尺度的城市和建筑项目，如广州大学城和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它们都是中国式造成运动中的典型和极端事件。我们有机会亲身参与项目的策划、设计以及建造的全过程，经历城市化进程中最疯狂的篇章，但同时也深刻体会到建筑师在此过程中的无所适从，并对此过程背后所隐含的“反城市”逻辑充满质疑。我们因此选择了退却、尝试与这种急速扩张的物态城市拉开距离，寻找一个可控的操作空间和自己的价值判断体系。于是我们开始独立实践的探索，选择了一个原本废弃多年的旧厂房建筑，成立了源计划工作室（O-office Architects）——希望回到建筑设计的某个原点，重新审视所处的城市以及身边的生活。我们有意识地选择目标简单清晰，符合经济和使用逻辑的设计任务，让建筑真实地反映现实需求和理想，回归事实的本身。想法很简单，但要在习惯大量，粗放，快速发展的珠三角地区开始建筑的探索，并不是件易事，一切都从零开始，这也是“源计划”成立的初衷。初期的项目都不大，设计的开始非常依赖于与业主的充分沟通，并由此建立项目本身的价值体系和推进流程，通过强化自身团队的素质与稳定性来保证各个项目由设计到施工一系列过程推进中的品质。我们不拘泥于项目的类型，反倒不断拓展项目所涵盖的范围，并以建筑设计为平台逐渐延伸我们对艺术、影像、媒体等方向的兴趣，尝试跨领域的合作。
UED：有关“泛城市”的思考贯穿于你们的设计实践，何为“泛城市”？你们设计上如何应对？
源计划：我们确实试图探讨城市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而且我们的实践也围绕着这些论题来进行。 “泛城市”概念的提出，在于指出“城市”在当代中国是一个被过度滥用的概念，它存在于官方规划文件的宏伟目标中，存在于房产公司精美楼宇的极尽煽情的渲染中，存在于建筑师大手笔的“城市整体更新”中——一方面，每天充耳的信息不停向我们昭示：我们生活在一个空前美好的环境中，城市似乎已经无所不在，它的关照无微不至；而另一方面，现实中民众却越发感觉到城市的遥远，一切似乎都光怪陆离而易逝，没有什么可以永恒，大量的生存个体永远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中。字面上的“城市”和现实中的“无归属感”形成的巨大落差，是“泛城市”的一种突出显现——中国的城市目前是一个“悖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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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城市”表面上打着城市化的旗号，实质上却对原有的城市结构产生巨大的破坏力，甚至可称为反城市。“泛城市”吞噬一切，包括地理，传统，街道，乡村，市井，邻里。原有的城市场所在“泛城市”化过程中被不断被消解，新的城市空间难以营造“场所”的感知。借助铺天盖地的媒体和网络，“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交集而虚拟了我们的感知。我们生活的场所被虚构于各种平面媒体和大大小小的商业展示屏幕，一旦种种虚拟现实被剥离，城市和生活便失去完整性。就连建筑也被虚拟，在我们很多人的认知里面，二维的建筑渲染图俨然已经替代了建筑实体本身——渲染图的完成等同于建造的完成。这也是“泛城市”的一个特征。为应对这种状况，建筑应该回归本源，剥离假象，思考建筑和空间的本质，以求建筑的自明性。在设计过程中，我们通常会从项目前期介入，与使用者共同制定真实合理的建筑目标并帮助使用者理解和架构新的建筑的空间和文化价值，设计中关注真实的材料与建构。同时在设计中我们努力关注具体项目的实施场地，寻找设计与基地的地域和历史关联，使建成项目能在广泛虚构的城市背景中回复某种真实的空间和在场。
UED：“中国制造”的方式带动了中国的城市化，源计划如何看待这个现实，设计上的态度又如何？
源计划： 依赖制造和出口拉动经济和积累财富，这是其他发达国家同样经历的社会发展阶段，只是中国在其特殊的社会结构和时代背景之下，“制造”变成席卷一切的浪潮。三十年前我们认识“made”这个英文单字是从“Made in Hong Kong”或者“Made in USA”开始，从此“Made in China”成了我们的奋斗目标。“制造”的浪潮给整个社会带来无穷的能量，一方面带动了社会经济的急速发展，但同时也加速了城市的裂变，加速了“泛城市”状态的形成。如今，“Made in China”已经充斥了世界，我们也似乎“制造”了世界。我们“制造”玩具，家具，衣服，电器，“制造”绘画，音乐，建筑，设计，最后“制造”我们的生活，仿佛一切都能被制造。“Made”成了一个潮流，一种文化，一个根深蒂固的符号，甚至成为一种难以逃脱的社会结构。
但在建立起稳定而有效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体系的同时，“中国制造”也彻底改变人们的观念，制造一切的想法摧毁了很多有价值的社会场所和精神。以珠三角为例，制造业的兴起，或者说“中国制造”的冲动，给城市制造了巨大的流动性。大量城市和城际快速交通进一步削弱了原有城镇空间肌理的连续性。数以亿吨计的货物每天在三角洲的城市群落间转移流动，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每天忙碌地奔波于居家和工作地之间。城市群成了工业厂房聚集体和居住小区聚集体构成的巨型混合物。作为“世界工厂”的珠三角所产生的流动性还远不止此。产业的需求使得不计其数的外省居民进入珠三角以获取他们的工作岗位，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不断冲刷原本已经脆弱的都市邻里结构。城市的“陌生感”迅速形成，都市中获得“身份”认同已经成为空间思考的核心问题。
“制造一切”的意识形态成为“泛城市”结构的重要共谋，千篇一律地“格式化”了的城市形象，城市场所的虚构和空间结构的极端不稳定性将真实的建构带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如同对“泛城市”的批判和反思，我们同样批判“制造”的文化误区。从建筑的物性出发，以理性的传统对抗今天泛滥的“制造文化”，在一定程度保护和恢复传统工艺和材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建筑对策，这也是我们所一直倡导的。我们同时思考另外一种可能，试图更直接地面对这种已经难以逆转的社会变革和城市变迁，把“中国制造”看作是珠三角地区当代传统的一部分，由此探索新的应对策略。于是我们会有意识地尝试利用和组合通常被随意滥用的大量性工业材料，使其与建筑场地和真实建构所发生紧密关联而获的得新的生命力。我们反对以大量性“制造”覆盖一切的态度，但同时渴望根植中国当代的现实和思考“制造”背后所能带来的机会。设计上我们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度，不放弃任何可能的探索和思考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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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D：源计划的设计中一直关注当代中国城市中传统与现实的断裂，你们在有意识的弥合这种断裂么？具体有哪些策略或者手段？
源计划：我们这个时代是裂变的时代，对未来城市的虚构替代了真实。城市的一切包括土地、自然、人口、物质、精神以及旧有的价值在裂变能量的冲击下逐渐失去原有的连续性。当难以驾驭的物态运动使城市出现巨大裂痕时，传统的建筑学便难以发挥作用，或者干脆加剧这种分裂。同时存在的一种策略是掩藏和虚饰，对问题视而不见。与此同时，建筑师的身份岌岌可危。失去计划制度的保护之后，建筑师在新价值体系的剧烈冲击之下，迅速失去以自身的知识和价值结构建构城市和生活的职能，反而被新的动态结构所建构。中国三十年的激烈造城运动给我们展现了一幕独特的城市化情景，它既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城市化与郊区化进程，也有别于亚洲如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城市“新陈代谢”式的内向膨胀。作为独立实践的建筑师，我们一直在观察和思索当代城市中传统与现实之间的分离，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设计中我们确实在尝试以空间设计来延伸或者干预“泛城市”的叙事结构，并有意识地在特定的场域中重新建立传统和现实之间的关联。
具体的策略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建筑本体的问题。在市场经济过分发达的今天，建筑行业所关注的问题早已偏离了建筑本体，甚至连教育本身都远离了对建筑本体问题的关注，建筑变得越来越等同于形式和表现的游戏，技巧和工具替代了真实的建筑和思考和探索，建筑也与现实生活越发分离，从而加剧的城市分裂和虚构成分。我们在项目的设计中重新关注诸如居住的意义、气候的适应、场地的精神、与使用逻辑密切相关的空间建构等等，使建筑与本体生活重新锚接，重塑建筑的场所价值和人文精神。第二个层面则是类型观念的重构。泛城市化进程中的地域传统表现出一种激烈的自相矛盾。一方面在虚幻的城市远景召唤下，传统的价值结构往往被轻易摆脱和割舍，让我们更加贴近所追寻的幻象。与此同时，传统的价值结构又紧紧地把我们维系在原有的社会结构中，尽管其所对应的空间结构已经产生裂变。观念层面的“地域性”正是在矛盾纠缠的境地中被异化并最终被溶解而被消灭。因此传统观念有必要在当代的话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