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26 [ 唐 ] 李思训 宫苑图（局部）
西方人喜欢用力地把理想世界投影到眼前的现实之中，从古巴比伦塔到巨 构建筑的产生，从巨型航母、跨海大桥到空间站的制造，他们一直在努力践行 着这种强势的世界观，哪怕在城市乌托邦的构想中，他们都把这种对虚构世界 的“可制造性”（Makeability）2 发挥到极致。而东方人对待世界的看法则要温 和得多，他们偏向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建立某种过渡，他们会选择融合和退让， 而不是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造。建筑“意味着把一个场地转变成具有特定性格与 意义的场所”2 ，所以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决定了完全不同的城市显相，但传统的 丧失却让我们堕入了比西方人还要更加激进和疯狂的改造现实的境地。我们一方面怀念东方式的田园生活，一方面又不得不在高密度的现代城市中生存。难道这注定是一种不可调和的现实矛盾么？ 当下流行的“立体城市”延续了巨构建筑的思想，这反映了现代城市对高密度大体量建筑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类似香港这样的立体城市也已成为了现实。 我相信未来的几十年内，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人口密度的不 断增长，可建设用地的不断减少，类似巨构建筑的大体量建筑会更多地涌现出 来，但我们的现状却不由得让人怀疑未来城市是否会朝着反乌托邦的方向演变。 极端现代主义的城市氛围和千城一面的生存环境，让我们不得不思考，难道高密度城市的建筑就只能如货架般拥挤地堆砌么？现代建筑能摆脱居住机器的桎 梏么？城市建筑就只是狭义的建筑么？现代建筑是否也能够成为一种诗意的而非冷酷的城市景观？
西方绘画和建筑传统习惯把建筑看作视觉焦点的单一对象，看 成是一个有 着独立边界的实体。如果换一个角度，把建筑看作围合城市空间的部分聚合体， 那么建筑之间的空间也同样值得关注。如果要打破“建筑—环境”二元论的体系，就需要去除建筑的主体性，把建筑之间的环境也作为对象来看待。这种思 维方式有助于打破建筑与环境的对立，消解建筑的形体而使其成为环境的一部分。中国传统山水画正是以“大景观小建筑”的方式，尽量放大自然而削弱人 造物的存在感，更不去追求绘画对象远近比例的真实感，这是一种超越现实的观想世界的方式。哪怕唐代李思训的《宫苑图》（图 26）这类描绘大量建筑的 画卷，也是将星罗棋布的亭台楼阁与自然景观有机地融合，不分彼此，不去刻意突出建筑单体，也没有让环境吞噬掉建筑，整个画面营造出整体统一局部闲散的多层次空间。这种绘画理念追求的是一种内在平衡，或者说是一种空间关系的内在和谐。在这个前提下，将任何对象分离出来都不成立，对象之间是相互依存的。这正体现了佛家讲的 “无我”和“空性”，不是要否定“我”的本体存在，而是揭示了世间万物相互依存的关系，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完全独立地存在，也没有任何事物是绝对的中心或主体，这揭示了世界最本质的一面。如果建筑和环境能够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最后弥合两者之间的断裂：建筑即环境，环境即建筑，那我们的城市会不会彻底改观呢？古人的传统山水自然观不正是突破现代主义城市困境的有效方式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城市中的大型建筑项目，已经展开了打破建筑与环境二元论的尝试，诸如埃森曼的西 班牙加利西亚文化城（图 27）、标准营造的香港西九龙梯田摩天楼（图 28）、荷兰MVRDV事务所的“中国山”（图 29）、意大利建筑师Mario Bellini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图 30）和MAD的南京山水综合体（图 31）等项目，都在试图消解现代主义建筑的形式而营造出一种诗意的自然化城市景观。我们期待更多的城市建筑能成为环境本身，并更加深入而自发地进行“自我消解”。
图 27 埃森曼 西班牙加利西亚文化城 1999—2012
图 28 标准营造 香港西九龙梯田摩天楼 2007
图 29 MVRDV 中国山 2009
图 30 Mario Bellini 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2010
图 31 MAD 南京山水综合体 2012—2015
我把有着自然化倾向的建筑归为一种“超景观”（Hyper Landscape），它是一种大尺度的类自然城市景观。在宏观上它影响着城市的格局，在微观上它 影响着人的生存状态和活动，在系统运作上它具有巨构建筑的高效便捷和功能的集约化，而在形态上它削弱了大体量建筑的存在感，减少了建筑与城市环境的冲突。超景观并不同于“景观都市主义”强调的让“景观取代建筑作为城市 设计基本单元的历史地位”。2 超景观是建筑和景观的融合，不偏颇任何一边。它的意义在于重新修复人与自然的关系，并让现代建筑摆脱功能性机器的桎梏 而转变为人性化的诗意空间。
超景观诱发了城市的离心力和去中心化，让城市不再为高密度大体量的塔楼所困。从巨构建筑到超景观不仅仅是一种观念性的嬗变，超景观所延续的“巨构性”也不是为了体现建筑的宏大，而在于一种新的城市空间的塑造，让人感觉身在自然而不是身在庞大的机器之中，这是超景观与巨构建筑最本质的区别。这种自然化趋势也是瓦解功利主义建造的有效手段，因为超景观取缔了城市建筑作为标志物的彰显能力。“建造”脱离地形学而成为政治是徒劳和危险的，一旦建造的本体被意识形态和“资本规划”（Plan for Capital）2所取代，那建造必然会被当作捕获物而卷入政治之中，直至被政治和资本的逻辑与体制所吞噬消化，沦为其牺牲品。无论现代摩天楼还是乌托邦的巨构建筑，在技术官僚的诱导下极易被权力资本所利用，逐渐丧失建造的本体而沦为权力资本的象征物，甚至集权主义的纪念碑。这是集中式巨型建筑的宿命，尤其在集权政治的环境中更是在所难免。超景观恰恰是要交出建筑在城市中的标志性和话语权，让建造回归地形学，回归建造本身，让建造退回到城市环境之中。同时，超景观通过类自然的形态消弱建筑的人造感，尤其是消解了现代主义建筑的标准形态，进而瓦解形式背后的金权本位的价值体系和审美体系，把自然重新引入城市。可以说城市大建筑的“自我消解”决定了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而在这个大前提下，再去谈城市的人性化、公民化或生态化才有意义。
建筑空间和城市环境对人的影响和塑造作用，我想可以借用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Fields）— 惯习（Habitus）”3论来类比阐释。他认为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又成了某个场域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我将场域引申到城市环境的层面，但场域并非单纯指城市的物理环境，更是由物理环境烘托出的人的心理环境，是连接宏观社会与微观个体的中介。超景观不只是提供了城市景观的视觉图景，它试图营造一种有别于现代主义城市的自然化“场域”。从现代主义的场域到自然化场域的转变意味着城市场域的发生机制——城市精神的转变，导致人的惯习的转变，进而达到对城市生活形态的重塑。这种转变不仅仅体现在空间层面，更把时间的可感性放大，这也符合“慢生活”的理念。自然化的场域让人们在城市生活有限的空间和时间范畴内依旧可以感受到自然的存在。超景观就是要摆脱现代主义城市的“密度专制”，把人从乏味的城市生活中解放出来，将闲散的生活方式重新注入城市的集体生活，以改善都市人焦虑的生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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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野城的《高密度城市的山水实践》，此文收入王明贤主编《城市山水》文集，文艺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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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25 16: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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