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还是鬼画----邓在

albertlee

1987年我进入清华本科学习。跟同济等其他院校不同清华的本科不分专业，只是到毕业班时，按学生志愿分成三个方向：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古建；据说现在还这样。填规划志愿的一般说来有如下三种人：1.觉得自己的建筑设计太差以至于完全丧失信心。2.想当官，因为院里当官的大多都是搞规划的；即使在院里当不了官，熬下去当个管学生的干部指不定哪天就把你发往一线二线起码也是个三线城市的规划局当个局长。这是清华大食堂的一般规律，你懂的。当不了局长起码还可以当个规划院院长或者行政级别相当于院长的老总；我的一个同学就是这样的，可惜他自杀了，生命线断了，远大钱途就点到为止了。3.不知道自己该学什么，想看看自己是不是搞规划的料。眼高手低（其实眼也不怎么高）而且幼稚的我不属于第一和第二类人。当时大概还未对建筑设计完全丧失信心吧，就其没信心的程度，比起今天来似乎还要逊色一些；我只能凑合算第三类人。

我们的规划成果是一些被马克笔涂得花花绿绿的图纸，有现状分析，用地分析，道路与景观分析等等；名为分析，可以肯定的是绝对没有计算书这一按理分析必需的依据。工具主要是马克笔，偶尔也会用一下计算器，但只限于小学生水平的四则运算，因为在图纸的上下左右下角点缀着经济技术指标，配角一样。我们个个成了熟练使用马克笔的高手，但不是画家；甚至都不是建筑表现图画家，因为我们只会平涂。结果，熟练但并不擅于使用马克笔的我们就被人称为是在鬼画而不是在规划。我们也道听途说美加学规划的不画，只写，写Paper；或许也震惊了我们，加剧了视其为鬼画的成分。我们中的一些人逐渐地自然地就成了这个行业的专家、教授、博导，并不费劲；我却终身远离了这一行当。画面显示，我非常费劲地而不是“华丽地转身”。我宁愿回来费劲地搞着被规划的建筑的设计，而不愿主动地去规划。因为所谓“中国式规划”就是鬼画。

当年的认识一定还要模糊一些，顶多算不成熟的直觉。长期以来我以为尽管中外在校期间的学法有些差异，但将来毕业后作为一个行业的搞法大概全世界都是一种；直到有一天，我才知道这个行当还有另外一种不同于中国式的搞法。大约毕业十年后距今十年前，我的当时在SOM工作的同学跟我一起吃饭欢度新年，同席还有一德国人，Stephen，在德国的一个大学里教规划，曾经是SOM的Planner。后来的故事把我雷住了，原来他本科是学物理的。我同学说在美加学规划的，很少本科是学建筑的，大多数都是学数学、物理等数学比较好的专业的，因为他们的搞法中需要建立数学模型。

数学模型而不是Sketchup模型或3DMAX模型或Rhinoceros模型，在我们的行当中却被潇洒地省略掉了，这一转身一定很华丽。

我并不认为美加的就一定好，一定正确；尤其在今天，在建筑这个大的领域。美加学建筑的一般成绩都不会太好；成绩好的都学金融商科、医学、法学等将来的高收入者学科，或者成绩特别好智商特别高认为自己会对人类做出特别贡献的则会选择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科学。学建筑学的那些将来的中低收入者，一般说来都是，按我上小学的女儿的班主任老师的说法，差生；除非你喜欢建筑喜欢得不得了，不学建筑等于要了你的命，你因而或许很罕见地可能是个好生。我一点都不奇怪，清华建筑学院一年能有18个去哈佛读研，你都不叫哈佛了，你叫清华哈佛研究分院。国内学建筑的不说是成绩最好，起码也是成绩最好的那拨里的，在几乎任何一个教育部大学这个中国唯一的大学的各个分校里都可以跟最时髦的经管、计算机等PK；一到了国外，你只好跟那些差生混。我要是哈佛的院长，我也要你；而且说不定其实是往往我将来还可以把你派回中国，做我美国公司的卧底，挣足人民的币。你放心，开发商虽不明好生差生的情，但知贴上米国设计的标签向人民卖个好价的理；尽管挣人民的币的设计费要高出好几倍，做方案比做完方案再做扩初，做完扩初再做施工图这个全套服务都贵，或者做规划比做建筑设计都贵。这不可厚非，因为他是商人，只关心利润，不必强求人家立公平的道德牌坊。

在建数学模型上，到底好生该不该向差生学习？思考了这些年，结论很杯具，我谨慎地以为该。差生虽差，但他们的制度不差，反过来就是好生虽好但其制度不好。这里的制度指的是教育制度，不要想歪了；不过比教育制度更根本的制度更要命。一个好的制度能把差生培养得不差，一个坏的制度却能把好生变差。规划、建筑设计、城市设计以及景观设计最终的目标其实都是把房子和房子周围的环境建起来，但它们各自重点不同。规划是建筑设计的前期，是控制性阶段，论证各种可行性的阶段，重点是控制而不是房子具体长什么样，其成果其实恰恰正是在我们的鬼画中做配角的经济技术指标，不是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它们包括建筑的密度、高度、绿地率、停车位、交通方式等的控制，具体表现就是各自相关的数据。这些成果太不华丽了，不能满足领导对华丽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人家要的是五十年不落后和立竿见影的政绩，尽管我们不说他智商中是否包含看得懂那些低调得抽象的数据。于是，即便是控制性而不是修建性的规划，我们的成果也往往不得不展示出华丽的效果图。具象的效果图本来是帮助理解的，辅助性的，咱们这里却成了必需的，甚至是能否中标的关键。即使你聪明过人，当领导的你英明过人，因为你也许学生时代就鬼画过，因此在海内也算专家；你即使知道作为控制性的数据的重要性，但你仍然不关心得出数据的方式。其实你也不会；因为号称读工科院校的你数学跟外语系一个档次，尽管你高考数学成绩跟数学系一样好，几年下来，你的数学往好了算只剩下中学的基础，你可能很骄傲地吹嘘过见了微分方程就犯晕，其实鬼画几年后可能只剩下加减乘除那点本事了。最后的数据很可能就是你那聪明的脑袋拍出来的，或者你喜欢或钦定的规划师不比你不聪明肯定比你更机灵的头脑拍出来的。这样一拍，就把那些费时的啰嗦的讨人厌的所有中间环节都省了；甚至都没有最初的环节，因为你甚至都没有可靠的初始数据。国内统计出来的数据总是很华丽，其实是很有魄力。对那些统计局都没有的数据，本来得费力不讨好地调研；但策划公司是一群比你还机灵的人，有各种背景，包括中文系的，中文比你还好，数学比你还差。

道路的规划设计有两种方式，一种以治堵保持高效的畅通为唯一的目的，一种以辉宏壮观的美学效果为追求。深圳与香港只一河之隔，河那边的道路很窄，但街道很人性而充满活力，人口密度远高于这边，车辆却很畅通；河这边路很宽，跟北京一样宽，立交桥跟北京一样很壮美；但跟北京一样地杯具，一样地堵。难道仅仅因为她是社会主义规划师规划出来的？道路的宽度由流量决定，流量是个每日变化每年变化随时都在变化的巨大数据库，是项牵一动十的系统工程，需要规划师作出相对准确地计算与预测。要做到这点，离不开精密的数学模型。我的红而优则专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师叔师侄，你这个访问教授就是把全世界最顶尖的十所建筑院校遛完，回来后的你采取拿来主义大谈新都市主义或者TMD各种方法，你仍然拿不来人家的数学模型。你还是治不了吾国的堵，但你可以以吾国的方式治堵。你可以靠发改委（可译为FUCK委）这一莫名其妙的委，不公开开会讨论，不经过人大，连形式上的都省了，就颁布一些你顶嘴说人权也不怎么样的国家肯定不会有的政策；比如分单双号限行，比如划定一些特权车的特权路线，更狠的再比如限购车辆，甚至不许外地人的车开进伟大的首都，禁止限制不许得也很华丽。

城市设计、景观设计跟建筑设计一样与规划不同需要最后的具体而具象，它们并不像有人声称的那样在建筑单体设计与规划设计之间，而是跟建筑单体设计在一个层次；其实是在建筑单体之间，其实就是把建筑单体之间的空间当做建筑室内来设计，就是把建筑的外观当作内观来处理。就其依靠数学的程度，跟建筑单体设计在一个层次。依天朝最牛的大同建筑学的观点来看，即使您忽悠得能把城市设计和景观设计大同进来，规划仍然不在您如来佛的手掌上；靠您如来佛跟外语系一样的数学水平建一个数学模型来给大家看看，都不用太复杂的，例如把您以为在您掌中的孙猴子的十万八千里的跟头列个方程式来先。规划作为一个学科的建设因而必须跟建筑学有着巨大的分别，需要全然不同的课程设置，不能想当然地无差别地归置在建筑学这一一级学科内；建筑师要想充当称职的规划师，就不得不恶补数学等相关技能。不分专业方向的清华，如果还要高举培养全面手的旗帜，课程的设置上就不得不动些手术。

有的人乐此不疲于在该谈数据的时候，他要谈风格，在该谈形象的时候，他要谈功能。不幸得很，在中国，你要是高校的学生，他就是指导你设计的老师，你要是规划师或建筑师，他就是规划局或主管规划的市领导；总之是他说了算，而不是你说了算，尤其不是道理说了算。

总结一下，规划的核心是控制，而建筑设计和城市设计以及景观设计的核心却是在规划的控制下的具体化、具象化、物质化。用柏拉图的话来说，规划的成果位于理念界，而后三者的则位于与理念界相对的表象界。因此，控制的理想结果不是死板和千篇一律，而是不抹杀个性、差异性和丰富多彩的表现，只要容积率、建筑高度、建筑密度和绿地率等是在要控制的范围内。如果超出了这个该控制的范围，就会造成灾难性的结果；规划就不是规划而是计划，是独断，是比计划经济的计划还独断的计划。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报规的时候，有的权力者总是贬低你蔑视你，从而展示他高超的色彩以及细节等风格上的审美力；这种现象在二线三线城市非常普遍，一线城市也早已见怪不怪了。问题的关键不是你俩在色彩的审美上PK得怎样，而是根本就不该在这些方面PK；因为，这些不该是控制的对象。即使要控制这些细节，那也不是你规划局说了算，而应是被这些方面严重影响或有可能严重影响的市民说了算，即增加市民参与的机会。如果结果是您不愿看到的，即根本达不成一致的意见，结果就正好表明了这些方面根本无需控制。

你只要有着常年在外地做项目的经验，或者有着足够的耐心把全国各地的地方规划条例研究一下，你一定会发现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规定。比如，有的地方（伙同国土局）在口口声声低碳节地的同时却规定了最小的开发规模，比如50亩；有的地方居然还限低，比如不得低于100米；有的地方不仅限制高度，还限制宽度和长度。对高度限制，毋庸置疑，因为它是城市的总体意象的一个重要方面或者会对已建成的城市意象产生关键的或灾难性的影响。但宽度和长度一般说来是由建筑的功能和结构的力学来决定的，即使您决定性地认为有些情况下它们会对城市空间造成重要影响，那也完全可以一事一议。您没想到吧？一旦形成具体的一刀切的控制条例，再加上限低这条，这个城市可以说就毁了；从今往后这个城市的新建筑就只能是一根根筷子了。各个地方对退界的控制也是五花八门的，并且还是细得不能再细的，有的无条件地跟高度成一种大致的正比关系。试想一下，建筑之间的距离除了满足日照这个最严苛的条件外，采光这个较宽松的条件和不对视所应满足的所谓健康间距以及最弱的防火间距这些最低条件外，还要无条件地满足这些条件外的跟高度成正比的退线。这样的高层建筑所在的街道空间，如果还叫街道的话，街墙只能是形状杂乱不堪或干脆没有街墙而只剩下大大小小的广场；不可能是引人入胜的传统的欧洲街道，或者中国老街，或者曼哈顿的街道，或者香港的街道；等于取消街道，把中国全变成浦东。熟悉规范和规划条例的社会主义规划师就这样炼成了；尽管你还向上面撒娇：xxxx就是好！向下面或不上不下的面发情：人家多么不情愿啊！合起来就是矫情。

不建数学模型，把规划当作更大尺度的建筑设计，拍脑袋拍出数据来的方式，你以为的具有天朝特色的方式，其实都不是天朝古来的方式，而是古老的巴黎美术学院的方式，是舶来的方式，曾经也很洋气。那是一种从美观出发，以美观优先的方式。放射性大道、广场在平面上具有有人认为的美感，这也毋庸置疑，当然你也有权认为这不美；此外，即便具有平面上的美感也并不等于三维的空间就一定美。即使是这种方式创造出了你认为的三维的美，从现代规划的角度，如果它同时造成了巨大的城市问题，比如堵，那也是一个失败的规划。概括起来，巴黎美术学院的传统其实可以分成强弱两条：较强的那条其实就是把规划等同于美术学院里的平面设计（Graph Design），把建筑群体的控制当作图案的控制；较弱的那条其实就是美学优先的观念。西直门立交桥20年间建了修，修了拆，折腾得大的有三次，越来越壮观，越来越让人眼晕让人恐惧；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从西外大街如何才能开车到学院路上，我的红而优则专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师叔师侄哪位知道的麻烦您告我一声。我又一次放纵了我的想象力，若干年后，经过N次拆改后的西直门，彻底地治了堵，因为彻底没人胆敢开车穿过它了。但前后所花的银子可以把整个二环高架起来。当然，全部高架起来之后车流量的分布需要数学模型，孰好孰坏可以论证。顺便说一下，这种折腾也不是全没好处，每次至少都为北京的鸡的屁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