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邓在

albertlee

战场上，互相厮杀的不再清纯地是全民所有制的设计院，多了杂色的集体所有制或者个体的设计公司、事务所，甚至全民所有制的设计院也逐渐集体所有制化或者个体化或者股票化，或者稀里糊涂地工作室化。结果战场上敌我数量陡增，面目却戏剧化地渐趋雷同。雷同之中，成色却不同，海外的成色。据说马清运的马达思班海外成色最重，其次是刘晓都、孟岩、王辉的都市实践；一点都没有成色的是刘家琨的家琨建筑。马达思班直接由英文MADA S.P.A.M音译，都市实践由英文中的拉丁词源URBANUS意译。换句话说从法律或者文化认同上说，马清运是华裔或者华侨，刘晓都、孟岩、王辉是海龟，刘家琨则是土鳖。To be or not to be就是土鳖或者不是土鳖。马达思班、都市实践、家琨建筑就是新面目中的三个代表。

    市场或者叫战场尽管表面上越来越海外化，之所以叫表面，因为事实上被一些潜规则的黑手操纵；我们的教育包括建筑教育却越来越中国化。也正是这十年，各个高校，其实就是教育部大学这所唯一的大学的各个分校，越来越数据化，越来越严谨化，越来越研究化，越来越综合化，越来越世界一流化，越来越行政化，越来越养鸡场化，越来越考核化；绩效考核越来越成熟化。你不是博士生，休想进高校；你不写文章，休想升成副高，休想从第13级的助教一级级爬到第一级的院士；当然你也休想教设计，即使你认为你仅仅是个设计课的老师。你陈寅恪休想进清华，因为你没有文章；你沈从文、华罗庚休想进北大、清华，因为你没有文凭；甚至你爱因斯坦都不配进我中国的大学，那么多年才写两篇论文，年终考核肯定不合格，即使进来了也会把你扫地出门。

    令我这个土鳖惊讶的是，马清运居然要让美国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更加中国化；他要嫁接上中国式的考核，中国式的绩效，要取消终身教授，要引进中国式的危机。西方教育从古希腊起，培养了一个阶层，知识分子，树立了一种精神，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既鼓励你自由地思考、针砭时弊，也容忍你、包庇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并且赋予这些清心寡欲的精神贵族在全社会中以崇高的地位，受人尊敬的地位。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则是技术的第一生产力，科学精神则是科学的第一生产力；精神贵族则是全人类的无价之宝全人类的力尽管也许不生产，我们应该即使是不努力培养他们，也应该小心呵护他们，爱护他们。近一百年前，清华的王国维先生就喊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绝唱，稍晚些的梅贻琦校长也荡气回肠地道出“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而谓大师之谓也”的千古名言。但是何为大师呢？是那些精神贵族，还是另外一些人？或者干脆每年论资排辈挑选出一批，就像谁说我们没有大师我们可以封他若干个设计大师地那样封一批那样的大师？同出清华的马先生，您心中的大师难道非得忽悠到一大笔研究经费，能够为国民经济产生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用价值，或者为鸡的屁作出卓越贡献？那些实干家、实业家才能配称您马先生的大师？

    与马先生农民式的务实正好相反，高校重要的不是功利的名利场，而是自由之精神的家园。影响世界的尽管是原子弹等重大技术，但导致原子弹产生的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玻尔等其他原子物理学家的其他论；导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产生的是奥地利哲学家马赫的哲学观。尽管我们忌惮原子弹，核电站的经济价值非常高，马赫的哲学却不直接增加任何鸡的屁。可见，影响世界的最终不是物质而是精神，是idea而不是matter。马先生自信地说，下一届的院长肯定是他；他把人家的地整个儿犁得是底朝天，不是他还能是哪个白痴？马先生确实是个聪明人。

    马先生骨子里是个热爱matter的聪明的西北农民，跟潘石屹一样。潘石屹有时候肯表露出西北人的朴实，肯说“我其实就想吃碗打卤面，不喜欢吃鲍鱼”。马先生比潘先生聪明，书读得多，不太肯表露西北农民的朴实。作为一个农民，喜欢实实在在的量化，很知道亩产多少斤，知道扩大农田就能增加产量，知道多种经营胜过单一的务农。马先生聪明，书读得多，知道崇拜matter，不如崇拜money；崇拜money，不如崇拜制造money的机器。我们一点都不惊讶，马先生一定认为设计一栋房子不如设计一群房子，自己设计不如找个帮手设计，找一群马达设计，在一个城市建立一部马达，不如让马达遍地开花；光做设计不如扩大经营种类，光经营不如经营加推广，开了酒厂还不够，不如把酒厂做成集团，捆绑成经济学上的时髦概念上市什么的，很唬人的那种。我敢断言，马先生假如不上学不出国，肯定早就是他们村里的万元户，不，现在应该叫百万元户、千万元户甚至亿元户了。不是批评马先生该不该多种经营，身兼多重身份，这也超出了建筑评论的范围；在我，而是赞赏他的眼光。马清运比当今所有的建筑设计从业人员都把建筑看得更透、看得更深。建筑从一个行业来看，或者为鸡的屁作出的贡献来看，它仅仅是国民经济中一个很小的分支，是一种经济活动；建筑设计又是建筑行业中的一个很小的分支，是一种商业行为。商业行为离不开推广，离不开广告；广告离不开明星效益，离不开对一个民族的社会心理的把握。当马先生刚回国在上海投标时，他就知道了让他手下的老外小马仔讲标比他自己这个老板去讲效果更好。我无意对此厚非，真要厚非的也是如此的社会心理，而不是深谙此理的马先生本人。但如此，并不能阻止我等对那些与马先生相反的人的尊敬，那些不如马先生聪明、显得很傻的对任何民情、世风都不管不顾只傻傻地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的人，不懂音乐、不识时务的笨蛋，在古代为宋襄公，在今天则是被易中天称为冒知识分子的傻气的那些人，如钱钟书等。

    从纯建筑学的立场来看待不那么纯粹的马清运的建筑作品，“父亲住宅”或者很中国文人的所谓玉山石柴在马清运的作品中其实是最纯粹的，也最接近西方建筑师的一项建筑活动。因为中国的建筑师，从市场的角度，很难获得个体使用者的订单。

    中国现阶段在中国特色的管理体制下，建筑师几乎不可能直接地面对最后的业主、使用者，而是中间隔了一层。因为中国的土地制度下，让个体去国土局拿地是不可能的，不被允许的，因为国土的使用权只转让给有liscence的开发商；而且即使你有开发执照，很多地方政府也限制了被开发的土地的最小计量单位，例如不小于100亩，这样的土地从现实的角度只能开发给不确定的群体而不是确定的个体。因此，从住宅的角度，中国的建筑设计和施工如果看作是一项生产活动，那也是ready-made（批量生产的），而不是custom-made（量身订做的）；那就是说，从中国式政策的角度，从合法性上，不可能产生流水别墅这样一种建筑类型；即使你再有钱也不行。

    中国建筑师除了这种在住宅领域只能面对开发商的方式而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面对政府的官员，即政府项目，例如，国家大剧院、鸟巢、CCTV等。这种方式，你也没有直接面对未来的真正使用者的可能性，而是面对的是权利高度集中的决定者、执行者。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建设单位的一把手说了算。有些时候，可能显得公平一些，领导表面上说了不算，而是委托一帮专家组成的评标委员会说了算。但是委员会是由专家这些个体聚合组成的，专家也是人，很多时候还是中国的人，而不是西方的法官；而且，即便请来的是西方的专家，也不可能一点不顾及领导的意见。我们甚至都不说权利的寻租，而只说领导的喜好。领导也是人，尤其是中国的人，他不仅关心自己吃的是川菜、粤菜、鲁菜还是西餐，而且他要立竿见影的政绩，他要提五十年不落后的要求；他知道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分野，管它能不能分野，总之他能。一般来说，海外的先进，国内的落后；高技术先进、低技术的落后；世界的先进，民族的落后（但这也得分时尚与政治形势，例如陈希同就颠倒来看）；现在则是低碳的先进，高碳的落后，楼歪歪比楼正正先进，非理性比理性先进，奇景比平淡先进等等。领导也不是笨蛋，他也要时尚，也要显得自己不落后，也要上网，也要“80后”、“90后”，甚至还玩微博；比如，说悲剧就不如说杯具，说喜剧就不如说洗具，说郁闷就不如说纠结，说落后就不如说out。总之，领导也怕自己显得out了。

    时尚因此就成了一张大网，一张狮子的嘴。做时尚的跟屁虫，不如做它的弄潮人；做它的被动接受者，不如做它的舵手。即使做不成时尚的弄潮人，也要做弄潮人的第一手跟屁虫；普通人则只好是跟屁虫的跟屁虫。马清运是个聪明人。

    在中国做住宅，在一种特别的情况下可以跟西方类似，就是给农民建房子。因为农民的宅基地不属于国土，不归国土局管，不要开发的liscence；但又跟西方不一样的是，理论上农民只有一次这样的机会，不能有两块宅基地，不许转让不许出售给并非农民的人，因为在法律上它叫小产权房。一般人一般说来没有建小产权房的机会；但马清运不是一般人，他不上大学不离开老家的话，他是农民，因为他的父辈都是农民。马兄是幸运的，他有这样的机会，我辈城市户口只能羡慕他。玉山石柴是做给当农民的父亲的，但是它很城市、很文人；很小资、很中产；恰好不农民甚至都不地主。我本来很崇敬马兄的这一孝行，不管你说人家是恋父情结也好还是恋母情结也好，恋父母都没有错；值得鼓励值得提倡。而且马兄少小离家，上清华又出洋，要给农村的父亲修座房子，这是让我辈人艳羡而羞愧的事。我们不说文丘里给他母亲建母亲住宅、柯布西埃在瑞士的湖边给自己父母建父母住宅是不是形成了一种大师的时尚，或者起码大师的预科，马先生这一孝行的确是善举。但我很想知道马叔本人在自己的屋子里会是怎样的表现。我不是西北人，但我看过张艺谋的《老井》、《秋菊打官司》，我一知半解西北农民的生活；我不知道那些农民在玉山石柴里面会不会手足无措，我真的很想知道。所以，我相信屋子里很舒适、很情调，但看来看去，觉得它更像是留洋了、小资了，不，大资了的马总在乡间的别墅，而不是马叔的农民房；不是巴拉甘在乡间很个体、很泥土、很生活化、很不做作的自宅，而是很风格化、很人为、很秀给人看的作品。但马兄却很幸运地把跟建筑有关的角色都合而为一了，首先是使用者，其次是设计者，甚至是施工者；有张照片就是马兄一身灰浆地伙在农民工施工者中间，不是西装笔挺的商人、学者，或者很艺术家的他。

    在农村建房子而不是在城里建房子，正好跟都市实践不一样；我们说一般人没有这样的机会，但刘家琨也是幸运的，他也有这样的机会，而且看起来比马清运的机会还要多一些。刘家琨不是给自己或者自己的家里人建，而是给自己的兄弟伙建。刘家琨并非农民，尽管他有过短暂的农民经历，下过乡，知过青，因此其实可称其为半农。由于他特殊的经历、特殊的本事，他有一堆艺术家主要是画家半农朋友，他称之为他的生态；因而他也有在农村大展身手的机会。他的农村房子也不是给农民住的，也不是农民用的，而是渴望过农村生活的城里人画家的工作室、展室，是一种别墅加作坊性质。他也很风格、很人为，但可贵的是，他明显要抵抗、批判什么，而不是顺应什么。他尊重农民粗糙的工艺，而不是掩藏这些痕迹，尽管牺牲了一些时髦建筑理论家所谓的建构的展现；因此他表达出不想做时尚的跟屁虫的愿望，尽管也许很表面化。难能可贵的是，刘先生自己本身是小说家，他注重建筑空间中的故事性，所谓故事性就是人性的一种。如果说建筑有什么本质的话，建筑的人性就是它的不二本质。刘先生不仅重视建成后供人使用的人性，而且也绘声绘色地而不是抵消轻蔑它在实现在制造过程中的故事性，这时的人性主体就不再是使用者而是施工者。所以最吊诡的是，最土鳖的刘先生，其实做建筑的过程其实最西方；尽管我不说最洋气的马兄是不是其过程最土鳖。刘先生在农村做建筑，修炼他的蛤蟆功，搞他的低技策略而不是高技策略。他是幸运的，甚至比马清运更幸运；因为马兄只有一个父亲，而刘先生却有一堆有本事在农村盖房子的兄弟伙。但，正如我在《返乡》那篇评论文章中所言一样，中国的建筑师，你不可能学刘家琨；因为他非常规地很巧合地有这样的生态，而作为中国建筑师中的绝大多数的你没有。

    在农村建房子，直接面对业主、使用者，这是很西方的方式；中国建筑师很惨，一般没有这样的方式。其实我们只要稍加回忆，赖特、柯布西埃、密斯、甚至格罗皮乌斯起家的时候都是以这种方式做建筑的，甚至当今的许多仍然时髦着的建筑师也是这种方式，比如迈耶、默科特、斯蒂芬.霍尔、甚至库哈斯；所以，我说这是很西方的方式。但西方农村的房子不一定是农民的房子而是相反，因为有很多西方人尤其是英美的城里人很喜欢住乡下。中国的农村，只有极少数的一拨城里人喜欢住在或者事实上住在那里，这极少数中还包括批量开发的别墅。所以中国农村的住宅，真正的主人其实还是泥腿子的农民，是不需要城里人设计也给不起设计费，真资格的乡下住宅其实就是有泥土气息的村宅。真要有生活味，有泥土味，建在农村的住宅，包括刘家琨或者马清运建在农村的房子真正的高境界，个人认为就是没有建筑师的建筑；没有痕迹，不做作，一切像长在泥土中。西方人却不一定非得如此，因为如上所述他们农村人少而城里人多，即使住在农村也是城里人多而农夫少；他们可以很城里，很高技；他们的城里人与乡下人区别也不大，因为他们没有城乡二元化。

    都市实践从他们的命名来看，就知道他们对农村方式不感兴趣，或者他们聪明过人，知道这种方式在中国根本没有市场，根本罕见，根本不可效法、不可推广。这十年，是大肆城市化的十年，是农村人如滔滔江水一般涌进城里的十年，城市是中国建筑师的主战场，而且几乎是唯一的战场。刘晓都、孟岩、王辉甚至脱离了都市实践而自立且取了个很土鳖名字朱培事务所的朱培都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城市才是他们的生态，也是99%的中国建筑师的生态。但并不是说都市实践就对农村毫无兴趣，事实上他们也对某些特殊的农村感兴趣；比如被城市包围着的农村，他们花了不菲的精力来研究之。你可以说，他们其实是在打歼灭战，要把城市中最后的农村围而歼之最终变成都市；都市实践，在那种情况下就是实践成都市。无论动机如何，这值得人尊重。这集中表现在给他们带来不小声誉的围屋。但围屋至少有一半的功劳应该划在王石身上，那个得了癌症后非要爬而且真爬上了珠穆朗玛峰的锡伯族汉子；看来，让房地产商得得癌症也不是什么坏事。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关注了将住在围屋里普遍不被人关注的低收入者，大多数情况下像耗子一样苟且在城中村的人们。因此，都市实践毋宁说是万科王石提供了一套解决城中村的办法；也许都不是最好的解决。但从纯建筑学的角度，它起码挖掘了传统民居的当代价值。不过，新围屋尽管很新，也不能跟城里的普通居民楼比舒适，甚至连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两限房都不能比，至少因为它可能连强条所要求的日照都不能满足。但我们最好不要这样比，从现实的可操作性的角度，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它可以与现存的城中村比，起码比它们舒适，比它们阳光。就此而言，建筑师以及王石展示了作为建筑师的乙方和开发商的甲方身上尚存的可贵的大爱精神。从文化的角度，中国传统社会是个集体主义社会，尤其与西方特别是英美的个人主义社会比。集体主义社会与个人主义社会，从个体所能或应该获得的自由，从全社会的公平正义的视角，其间孰好孰坏立见分晓；从当今的中国所需解决问题之急迫，集体主义的弊端也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尽管如此，我们这些建筑学的专业人员对这些社会学所争论的话题，却无力也无需做价值上的评判。围屋实践，虽不那么纯粹的都市实践，无论如何都是都市实践一次很有价值的实践。

    都市实践不仅关注城中村的改造，也关注城乡结合处，关注给深圳经济带来奇迹的曾经的乡镇企业，例如做假画的企业。他们研究并挖掘了那些简陋的厂房的剩余价值，于是本来似乎毫无文化的却愣是要做出文化来；尽管文化是不是做出来的，我们有权表示怀疑。但至少，曾经破乱而环境恶劣的厂房变成环境不那么恶劣甚至在普通民众眼中很美，甚至还有点酷了的艺术家的创意园了，并且增加了公众可以参与可以享受的美术馆、公园；确实美化了环境，也许也美化了不少人的心灵。所以都市实践其实在深圳开展了一场都市美化运动，都市实践起到了深圳整个都市的美容师的作用，充当了城市的装修设计师。

从纯建筑学的角度，他们用什么方法或者叫什么建筑策略来美化都市，却是一个真正的建筑学问题。他们的作品中到处是当今西方流行建筑师的影子；你也许会说，他们无非是当今全球建筑时尚的跟屁虫。但假如在一个工业生产不是走自主研发而是抄袭现成的成熟的海外产品，出口贸易也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的来料加工为主，汽车产业不是花笨功夫创自主品牌而是引进现成生产线等如此国情、民风之经济气候文化心理之下，对他们的指责与非难，也许就是一种矫情。聪明人不会花笨功夫；可叹，院系调整后的清华似乎也只生产聪明人了！让我这个同出清华的人感到一种无奈；也常胡思乱想，梅贻琦先生在天若有灵不知作何感想？似乎，愈显得笨人的可贵。期待，清华的笨人出现，中国的笨人出现。

    都市实践原来是四个现在是三个清华人的事务所，其实他们各自风格迥异、内心所坚守的原则如果有原则的话也不尽相同，唯一其实是唯三的交迹是清华、美国、都市。他们的集合最终也变得很松散，很中国特色的一种方式，即国营设计院这十年来的一种新形势，工作室制，尽管都在同一个设计院的招牌下，比如北京院。马清运在各码头扩张的马达也等同于国营大院在各地开设的分院。最后颇戏剧地，海龟与土鳖竟殊途同归了！SOM也有分院，但它的分院在产品的质量在风格与原则的坚守上却与中国的分院完全不同；几十年过去了，SOM仍然不怕人说它是三个密斯。这就是它的一致性，它的坚守。你可以指责它很商业、很保守甚至很没有艺术创造力，但你不能说它不是一家公司；你可以说它不是后现代的KPF，你可以说它就是三个密斯的SOM而不是密斯+柯布西埃+格罗皮乌斯，尽管这三人都是贝伦斯的学生。

    密斯、柯布西埃、格罗皮乌斯以及赖特等生活在一个理想主义的社会中。作为弄潮人的他们都有自己鲜明的主张与信念，这不能不说是他们的价值以及对今人的启示；尽管库哈斯可以说今天是一个中性的社会，理想主义注定要失败。因为今天把悲剧叫杯具，喜剧叫洗具；因此理想主义很杯具，库哈斯很洗具。但历史的车轮阻挡不了总有人照样喜欢读悲剧，读完后依然满眼热泪。即使密氏柯氏格氏赖氏他们不是成功的社会改良者，也的的确确是响当当的艺术家。作为一名能持久地动人魂魄触动内心最隐秘而顽固的心弦的艺术家，没有鲜明的主张与信念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密斯的universal space，柯布西埃的多米诺体系、建筑五点、光辉的城市，赖特的流动空间、广亩城市等等，还是那样掷地有声，那样地有穿透力；尽管你也许不赞成他们的主张，不同意他们的信念，甚至很时髦地认为他们是笨蛋。你可以不承认他们是优秀的职业建筑师，你却不能不承认他们是个性鲜明的艺术家。艺术家不怕成为悲剧，不怕成为笨蛋。

    艺术家与职业建筑师的区别，除了是否有着始终如一的主张与信念而外，最根本的还在于艺术家不是跟屁虫，尽管其身后跟着无数的虫。不当跟屁虫就在于艺术家的境界——自由的境界；自由，最白话的公式最简单的判断就是可以说不。相反，商业社会中的职业建筑师却是顺应而不是批判，是跟风而不是非难。艺术家很不商业，因为他不把建筑当作职业，而是当作事业；不商业的艺术家最后却有很高的商业回报。这多么吊诡！上帝喜欢跟人开玩笑，目的与结果居然就这样乾坤大挪移了。但大多数情况下，作为事业的艺术，可能很艰辛可能很笨蛋可能很悲剧，但肯定是你作为一个独特生命的一出自由的表演，不为任何其他人表演，只为你自己内心的指引。

    人在江湖飘，不得不挨刀，在商业社会中，对某个饭馆炒哪种菜本不该作太过矫情的指责，你完全可以是川鲁粤大饭店；但上述诸位老兄，承载了大众并非一般的期许；因为你们不是一般的饭馆、一般的厨师，偌大的中国唯独你们参加这个特别的十年展。在大众的眼里，你们是他们期待的艺术家。不要辜负了你们在大家眼里的高度！话也许糙些苦些，只因如邓小平说过的一样 “我深爱脚下的这片土地”的爱，不是指爱的对象，而是爱的程度；爱太深，情太切了！

    2000-2009这十年，不敢说是中国历史上包括未来最浮躁的十年，但可以说是中国越来越浮躁的历史中的十年。家琨建筑、都市实践、马达思班于这浮躁的十年有何启示，有何深层的历史含义？或许一百年后自有后人说。若一百年后真的还会有人提到你们，甚至研究你们的启示与含义，那就真的证明了你们身上确实有不凡的价值。从今天看来，你们起码架起了一座西方与东方、土鳖与海龟、前卫与后卫、职业与事业之间的一座桥梁。桥梁的这一端是浮躁，浮躁的代名词是速配、闪婚，是超女，是快男。桥梁的另一端的西方当代建筑，则时髦地表现为解构，尽管解构不一定为了时髦。解构虽也表现为浮躁，其深层的哲学背景，即使不用文科哲学主宰的中国哲学界所陌生的分析哲学来分析，用同样为文科哲学的大陆哲学的德里达或者伽达默尔的所谓哲学也照样可以诠释。最终结论是，建筑不是一种语义清晰无歧义的符号；况且，即使在纯粹语言学中的语言中，德里达的价值也指出了语言中的text（文本）与meaning（意义）不是一一对应的，伽达默尔的名言就是“一切的理解都是误解”。建筑连语言都不是，它不过具有语言的假象而已；它的歧义性因此如鄂尔多斯的煤矿一样，智商如煤老板都能知道，更浅层更明显罢了；因此，建筑决不可能有唯一正确的表达，甚至都没有唯一政治正确的展现。那么，一切为建筑竖立标准的企图都是一种妄想，这样一种妄想却绝非杞人忧天；因为肯定已经有不少人宁愿把家琨建筑、都市实践、马达思班的作为理解为一种新的正确姿势。正确的是，建筑始终最艺术的表达，是对任何的表达说不，说抵抗。包不同其实不仅仅是武功高人，也表达了艺术家最艺术的姿态，即发自心里而不仅仅是口头上地，“非也，非也！”解构的哲学含义是对一切的先入为主的观念说不，既对古典说不，也对现代、后现代或者高技、甚至极少主义这些新的教条说不，甚至对解构主义说不。

    解构的一种错误理解就是奇景建筑。奇景建筑是解构的一种可能结果，肤浅的结果，而不是解构的目标；结果就成了为解构而解构的建筑，恰好就反解构了。奇景建筑的一种美学解释是对一切熟悉的、陈腐的建筑形象的审美疲劳后的美学憧憬；贡布里希说，熟悉的信息量就是多余的信息量。奇景建筑因此从深层上来说其实是反哲学、反解构、反目标的；把奇景建筑作为目标就注定了其危险性、其弱智性。奇景建筑企图创造的美学价值在美学的范畴属于壮美或者称为崇高，康德的解释是“对想象力的强暴”。人工的奇景与自然中的奇景相比，永远是弱小的，永远不是一个数量级，永远太可想象，只有自然才是不可想象的；这让一切人定胜天的人都显得很白痴。勇敢地承认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是智慧之举；技术最发达人间的力量最强大的美国，照样被海啸搞得尸横遍野，房屋摧枯拉朽。人的想象力真的比不过上帝的想象力。

    艺术比的不是高楼的高度、大跨建筑的宽度，不是抗震的烈度，也不是材料的亮度，而是境界的高低和自由的程度。既然自由是说不，艺术就可以在有关“说不”的领域上比以及在一个确定的领域内的游刃有余度上比。境界的高低，决不是数据的高低。什么叫境界？爱建筑不如爱建筑中的人境界高，爱建筑中的某个人不如爱一群人境界高；只爱某一个集团的人不如爱国境界高，爱国不如爱全人类境界高，也不如爱人类所栖居的地球境界高；爱人类不如爱全体动物境界高，爱动物不如爱一切生物境界高；爱地球不如爱宇宙境界高。

    国家大剧院、鸟巢、CCTV很奇景建筑，尤其对中国人而言；即使对西方人而言，也很奇景建筑。

    刘家琨的胡慧珊纪念馆不是奇景建筑，甚至都不是美的建筑，刘家琨从这个作品开始实现了一个飞跃。刘家琨应该感谢上帝所发动的汶川地震，切身经历了地震的他成了一名真正的艺术家。地震所产生的效果把他最后的想象力都无情地强暴了；在想象力的领域，人跟上帝比强暴原来根本强暴不过上帝。结果，他就不是为了奇景为了优美，而手艺太潮没弄好而造就了一座沦落风尘、沦落乡野的毫不起眼的小小房子；他是故意的，故意远离风格，故意远离广大受众、理论家所热捧的建筑师的那些噱头、那些手段。结果，目标与结果高度一致了。它很人为，但却显得不人为，显得如同没有建筑师的建筑一样；所谓巧夺天工，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难道不是这样吗？但这却带来另一个危险，因为假如妙手的妙在于建筑师如同没出场一样，那还要建筑师干嘛？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这是普通人的境界，我称之为境界1；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这是得道者的境界，我称之为境界2；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是少数真正的艺术家、罕见的高人的境界，我称之为境界3。表面上看境界3与境界1非常类似好似没有区别，其实其间差得很远。差得有多远？这取决于境界1与境界2的距离+境界2与境界3的距离。普通的房子，没有建筑师的房子或者设计水平很低入不了你的法眼你认为没有设计的房子属于境界1；有设计的房子，能上期刊的房子放在任何一页书中甚至都能上封面的，通常认为有着漂亮画面的房子，那是境界2；虽经过设计，但却故意显得没有设计，但你觉得它就该在那儿，就像长在那儿一样，就像上帝设计的一样，这就是境界3。境界3的价值，起码还在于它的存在反衬得境界2很装，很煽；而且，让人觉悟到原来境界2是需要超越的，需要抵抗的，需要说不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刘家琨在胡慧珊纪念馆的设计中实现了飞跃的原因，你从中读到了巴拉甘，读到了路易斯.康。

    这篇文章若把您弄得很纠结：作为艺术家的建筑师怎么很杯具，又很洗具？那我向您道歉。

本文发表于《建筑师》2010.12期